任馥蕤

南京市玄奘寺供奉五名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甲级战犯的荒诞闹剧阶段性落下帷幕：吴啊萍被查证确有其人，是个90后，曾在南京生活和工作，自述称了解到侵华日军战犯暴行后产生心理阴影，加上来自从事护理工作的压力，经常焦虑失眠；皈依佛门后遂有了通过供奉日军战犯以“解冤释结”“脱离苦难”的错误想法。

另一方面，玄奘寺也被曝在管理方面漏洞百出：据报道，接待吴啊萍的僧人灵松初中辍学，出家前曾因交通肇事罪致人死亡被判刑两年。玄奘寺原住持传真也被曝光经常参加商业活动，一心想着如何发财而疏于寺院管理。此外，游客今年2月份便发现了侵华日军的牌位，然而玄奘寺管理层只是低调地将其撤下，却未及时向上级部门通报，直到游客于上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灵位照片，南京市才出动警力调查此案并处理相关责任人。

作为南京人，我对此事除了义愤，还感到无奈和悲哀。身为吴啊萍的同龄人，我见证中国长三角地区（包括南京）于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的经济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表面上看起来，85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似乎与我们这代人关系不大。

然而，当我出国留学后，却深切感受到西方国家年轻一代对二战——尤其是亚洲战场的普遍无知，并时而被这种无知深深冒犯。班上当时有个学日语的法国同学，竟然问教授“中国为何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样的低级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二战战胜国之一）。后来又有个捷克女同学当着我的面，将南京大屠杀作为调侃，我也不客气地回怼，谴责她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是在犹太人面前调侃奥斯维辛集中营。

要知道，以上这些都还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享誉全球的著作《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于1997年公开出版，并连续10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后发生的；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抗日战争（国际上普遍称之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的认知，想必更糟糕。

再回到吴啊萍这件事上，吴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等待进一步审理。作为一个法学生，笔者认为中国的《刑法》第253条“寻衅滋事罪”可谓中国最模糊的罪名之一：不论是在大街上打架斗殴，还是在社交媒体发表错误言论，抑或是此次祭奠日本侵华战犯，目前均可被囊括在罪名之下。以至于“寻衅滋事”又被称为“口袋罪”（即像口袋一样，很多不同东西都能装进去）。

纵观国际，凡是经历过德国法西斯蹂躏的诸多国家，包括法国、俄罗斯和以色列等，针对否定犹太大屠杀或美化纳粹的行为等，均有“量身定制”的刑法罪名。比如，以色列早在1986年便通过《禁止否认犹太大屠杀》法案，规定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美化或同情纳粹的任何言行，都将被判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尽管从理论上讲，只要吴啊萍不是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患，则依据寻衅滋事罪也能判她个五年。但与以色列相比，笔者认为，处理此类案件的严肃性仍然不够。吴啊萍的做法若放在以色列，大约相当于在耶路撒冷“哭墙”边祭祀希特勒。归根结底，寻衅滋事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包罗万象的“公共秩序”，而美化纳粹罪所侵犯的客体，则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和历史记忆，后者的境界明显高于前者。

为何在国际上，德国纳粹的罪行会比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更为人所知并遭世人唾弃？背后固然有欧洲中心主义（欧洲自认为世界中心）、地缘政治需要（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搞平衡”来说，日本很有用）、二战后德日的不同命运（德国一度被分裂而日本没有），以及德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德国属于基督教文明，更强调“忏悔”“赎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如今看来，中国人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包括在“美化纳粹”“美化战争”罪等领域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与国际标准脱节。

笔者认为，新增“美化侵略者和侵华战争罪”很有必要被提上中国的立法日程。目前，中国2020年版《刑法》第299条已经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该罪所侵犯的客体一方面是英雄和烈士的个人名誉；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公共利益，我愿将其解读为民族的共同记忆和情感，与拟新增的“美化侵略者和侵华战争罪”所侵害的客体相同。由此，未来如再出现类似“吴啊萍”事件的闹剧时，便可在适用“寻衅滋事罪”的同时，启用新的罪名，实施数罪并罚。

笔者祖父曾在缅甸参加过抗日战争，我相信，中国很多家庭都有着类似的故事。因此，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回忆和情感，从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维护每一个家族对先人的缅怀和记忆。

总而言之，本人真心希望这个新闻热点过去之后，所留下的不仅仅是网友对吴啊萍和玄奘寺的谴责和谩骂声；应当借此事件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完善和与国际接轨，以此更好地悼念在抗日战争中死伤的3500万同胞。只有尊重历史的民族，才配拥有光明的未来。

作者是加拿大驻华机构贸易投资专员

作为一个法学生，笔者认为中国的《刑法》第253条“寻衅滋事罪”可谓中国最模糊的罪名之一。纵观国际，凡经历过德国法西斯蹂躏的国家，针对否定犹太大屠杀或美化纳粹的行为等，均有“量身定制”的刑法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