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办活动”之外，政府也应该将F1赛车、大型演唱会等这类靠国家优势和资源支撑起来的盛事经济所获得的巨大利益，通过重新分配和特别拨款的方式，将相当一部分用来促进长期受亏待的文化投资，加强文化建设，尤其是巩固我们独特的多元文化基础。

老实说，在被誉为“现象级音乐人”的流行文化偶像泰勒丝旋风般席卷狮城之前，我是不知道有这号人物的。

毕竟热衷西洋流行歌曲已经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最迷的是Simon & Garfunkel这对传奇音乐组合，将其优美的民谣风歌乐奉为经典，在那个没有谷歌的年代，总想方设法搜寻他们那些充满诗意深具内涵又带点反战意味的歌词，背起来反复吟唱。

将心比心，我可以想象年轻的泰勒丝“霉粉”何以会对他们的偶像疯到此种程度。如果当年Simon & Garfunkel有到新加坡演唱，我想我也会和今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千千万万霉粉一样，无论如何也要弄到一张门票，抢进场馆挤到前台亲近偶像的。

经不起好奇心的煎熬，虚心借助YouTube和谷歌，老老实实对泰勒丝进行了一番恶补。在海量信息中得到的整体印象与主流媒体报道大致吻合：她除了的确拥有天赋的音乐才华、歌乐触动人心、表演引人入胜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善于在歌曲中展现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让广大听众感受到她的真诚，产生代入感，在歌中找到自己、找到希望、感觉到被爱……引起了巨大共鸣。在歌乐之外，她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和社会议题，展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赢得人们的好感和尊敬。

搜索过程中最大收获是看到她在2022年获颁纽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的致谢演讲视频。那席情真意挚的演讲充满了启发和鼓舞，但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是：“我在公立高中读到十年级，是在机场航站楼的地板上做家庭作业完成学业的。”

在搭客大厦地板温习功课

天啊，这不正是我们邻里学校莘莘学子的写照吗！我一直以为三五成群的学生坐在搭客大厦地板温习功课，是樟宜机场独一无二的美丽风景线，万万没想到美国的机场也有这个良政，而出身卑微的泰勒丝，原来也和新加坡广大学童有过“共同记忆”！这大大增加了我对这个有志气的“邻里女孩”的好感，对她选择到我们这个小红点来演唱也感到与有荣焉。

当然，这些感性因素并不足以构成新加坡资助她前来举办演唱会的充分理由，精打细算的政府是基于“盛事经济”（event economy）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而果断决定这么做。根据被主流媒体和经济发展局广泛引述的一份经济师估算，泰勒丝在新加坡的六场演出总共带来高达5亿元的旅游收入，反映在交通、住宿、餐饮、商场购物等各个领域，这还不包括国家品牌及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这类难以估算的无形长期利益。

另一方面，泰勒丝之所以选择新加坡，当然也有她自身考量。像她这种世界级天皇巨星，对演出地点和条件的要求肯定非常高，“卖方”议价能力也很强，而且有的是钱，若是不符合她的要求，撒再多的钱也未必能打动她。假如不是我们拥有各种优越的基础设施、稳定安全的大环境、长期可靠的信用、行云流水般的效率以及高度包容的多元文化，她未必会选择新加坡。

如此看来，泰勒丝演唱会在新加坡成功举行，产生这么大的实际效益与无形效应，靠的其实是我们的“举国力量”。既然如此，将这个演出获得的巨大利益回馈国家社会也是应该的。

文社青部长唐振辉3月4日在国会就说了，政府会把从泰勒丝演唱会这类高创收活动所得的收益，注入非创收却意义非凡的活动，例如由体育城举办一些不需要门票的社区活动，包括农历新年、开斋节和屠妖节期间的大型节日活动。他强调，办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同样重要，必须确保我们从这些活动中获取丰厚的社会回报。

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但觉得除了“办活动”之外，政府也应该将F1赛车、大型演唱会等这类靠国家优势和资源支撑起来的盛事经济所获得的巨大利益，通过重新分配和特别拨款的方式，将相当一部分用来促进长期受亏待的文化投资，加强文化建设，尤其是巩固我们独特的多元文化基础。

“经济优先还是文化优先？”是个老掉牙的辩题，辩论结果在国家层面上从来是毫无悬念的。文化界人士一直认为，相对于经济建设的投资，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是远远落后的。近年来虽然有所增加，但有限的资源也主要用在硬体建设和管理人才的培训方面，却忽略了文化艺术内容和内涵的培育，尤其是作为“多元文化”主要成分的各族文化发展，更是长期受官方忽略。

在这方面，尚达曼总统最近对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真谛提出深刻见解，可谓正当其时，可以作为国家文化政策的指导方针。

2月12日，他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联办的新春团拜上发表的一席发人深省的演讲中指出，加强多元文化不意味就必须牺牲各自文化的精髓……新加坡多元文化的根本，在于尊重不同传统、习俗、种族、文化和宗教。独立建国近60年后，新加坡人可继续在这共同的历史和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他认为，加强多元文化不是将所有文化融为一体，让原本的文化面目全非，而是把代表不同文化的独特“丝线”交织在一起时，让它们各展特色和风采。

当然，他也强调，除了鼓励各族群传承和加强各自文化，也得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在传承各自文化的同时，也应接触和学习其他文化，以促进族群交融，加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他进一步阐述：“挑战在于如何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而不是牺牲其中一个，来实现另一个目标。我们不必也不该为了深化多元文化，而牺牲或淡化我们各自的文化。如果我们这样做，只会削弱每一个社群的生命力（heartbeats）。

“……深化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将有助于提升我们各自的不同传统——新加坡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的传统。这将提升我们各个传统中的新加坡传统，使我们的文化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对新世代的新加坡人而言尤其重要，因为他们越来越须要和我们周遭的世界接触。最重要的是，这将能提升我们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在未来的年代里加强社会和谐。”

新春大团拜听过最具启发性演讲

尚达曼总统并非只是概念化地泛泛而谈，他举出许多具体例子为这些概念赋予实质丰富的内涵，让人觉得是实际可行的。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参加新春大团拜所听过的最有深度和最具启发性的演讲。

正当从多元朝向单元、从多语文朝向单一语文的逆向行驶已经明显成为新加坡的新常态时，尚达曼总统这席语重心长的演讲有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值得全国上下认真看待。

吴俊刚3月6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多元文化的发展正道”一文，评析尚达曼总统这番演讲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一些人以为我们已经‘到岸’了，整个社会和国家也应向单一文化（英语文化）过渡。”

这绝不是无的放矢，也不单是受华文教育知识分子的感受。曾经担任新闻与艺术部长和外交部长的杨荣文也有同样观察。

走笔至此，不能不提本人上期那篇专栏。该文在回顾三年前那篇“二零年目睹之怪现状”文章时，将重点放在“东邪西怪”马哈迪和特朗普身上，有眼尖的读者就指出，三年前那篇文章也提到本地的“文化怪现状”，为什么却没有一起“回顾”？那是因为主题和篇幅都不允许，现在来回顾，正好切题。

我在三年前那篇文章中指出的本地文化怪现状，都和“去中文化”有关，包括：著名华人女画家张荔英的个人艺术展在国家美术馆隆重举行，但全场华文缺席，就连画家的中文名也完全不见；樟宜海滩的“肃清大屠杀”纪念牌匾原本用多种语文标示，但不知何时已经被一个纯英文牌匾取代了，杨荣文发现后不客气地批评了一顿。他在极度失望之下感叹道：“这或许是为了方便……但这么做却刻意减少、简化了我们的文化基因，以及历史所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这是三年前的情况，那位读者想知道：现在情形有改善吗？

抱歉，没有！国家文物局属下的博物馆已经全面单语化，即使和中国有关的展览也没有中文说明。

还是再请杨荣文自己来说个究竟好了。

在2023年3月面世的《凝思集》中文版第三章“大我新加坡”中，杨荣文提到亚洲文明博物馆在2018年举办的公元9世纪勿里洞沉船（又名“黑石号沉船”）展览时，对中文说明的欠缺非常失望，毫不含糊地批评，值得原话引述：“我应邀参观了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展览，但展览缺乏中文说明，很令人失望。整个展览都是英文说明。我问馆长为何如此。他说，有中文说明就要有马来文和淡米尔文说明。他又说，柜台上有中文宣传册。仔细阅读，发现宣传册只是泛泛介绍，对严肃的访客价值不大。

“这种僵化的公平观念损害了新加坡。对勿里洞沉船最感兴趣的访客更可能是华人，而华人会希望有中文说明。许多器物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都无法看到。如果是朱罗王朝的青铜器展览，就要有淡米尔文说明，而不是中文说明。可兰经的展览最好有阿拉伯文说明。新加坡的多元化不该一成不变或墨守成规。

“制作多语言标志当然不方便。行政人员不喜欢，但规避不是办法。规避不利于新加坡。”

他进一步指出，多种语言交流的不仅是智慧，也是情感，现在的用语以英语为主，以致老一辈人有强烈的疏离感。许多建国一代在自己的国家觉得格格不入。

他强调：“我们需要有中文、马来文和其他语言能力出色的新加坡人。英文是我们的共同语言，也是行政管理的主要语言。这是对的，但不应该几乎以英语为单一用语。”

“化多语为单语”现象变本加厉

其实，这种“化多语为单语”的现象已经行之有年，只是近年来变本加厉罢了。但由杨荣文这么一位体制出身的重量级人物公开指出，似乎还是头一遭，希望他这番醍醐灌顶的提醒为时未晚。

语文和文化存在着共生的关系、有机的联系，多语环境的缺失必将削弱我们的多元文化特色，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以我自己熟悉的华社来说，文化界人士对华族语言和文化生态日益萎缩忧心忡忡，他们尤其担心，在目前正迅速步入晚年的老一辈华校生离开之后，这种主要靠民间出钱出力辛苦支撑的华族文化事业如何维持下去。

再这样下去，李显龙总理在2019年农历新年献词中所强调的那种“我们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如何保存？尚达曼总统在今年新春团拜中期许的通过深化各族文化的发展以加强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的理想如何实现？

在“新加坡携手前进”的当儿，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都有追捧各自歌乐偶像的权利，在尽情享受泰勒丝的歌舞之余，我们也要好好考虑，如何善加利用这场盛事经济带来的利益，追求集体理想，放眼将来，以便迎来长期的盛世。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