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

第76届联合国大会近日通过限制安理会五常“一票否决权”的决议，可说是联大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联合国下属机构中，安理会负责国际安全事务，有权通过军事行动，故权力至为重大，所以对联合国的改革核心，就在于安理会权责之调整。

联合国成立本是在二战胜利方——盟国基础上建立的全球安全机制，也是战后大国阵营间博弈的结果。作为创始成员的五大国成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拥有特殊权力乃是时势使然。在重大问题上，此五国之一只要投票否决即可使任何重要举措搁浅，这可视为一种国际间权力分配上的平衡，至少行使否决权要比刀兵相向更好。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冷战时双方有着以核打击力量为基础的恐怖威慑和平，但否决权的使用也使不少额外的冲突风险得以降低。

但从联合国成立伊始，东西方阵营的分裂已使双方在国际安全利益上南辕北辙，因此对立就直接在否决权的行使上表现出来。自1946年始，行使否决票最多的就是苏联与美国这两大宿敌。二者在国际利益的严重对立，使得近半个世纪联合国决议每每陷入僵局，也极大地限制了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角色扮演。

冷战时北约与华沙集团势力范围壁垒森严，双方都以阵营划线来抵制对方，在很大程度上使安理会职能形同虚设。此乃因联合国要通过制裁任何国家的决议，都需要安理会批准，而五常拥有安理会决议的否决权，因此即使是五常要侵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理论上安理会都无法通过制裁决议。也即是说，五常的无限豁免权本身，有时明显会与联合国对国家主权尊重的根本原则相背离。

二战后全球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是非殖民化，并由此诞生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即使像新加坡这样的袖珍国，也至少在国际法与道义上获得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尊重。这种目前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至少在联合国框架之外是很难得到保证的。但与此同时，随着新兴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世界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各国对少数国家拥有的特权也日益产生疑虑，尤其是当这种特权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障碍之时。再加上现在大多数非洲、拉美及亚洲欠发达国家在世界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要求改革联合国以适应多边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谈到“否决权制度改革”时明确表示，目前五常对否决权有明显的滥用。虽然他对于取消五常否决权的改革不抱希望，因为要彻底修改《联合国宪章》需要五常本身一致同意，故而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为这种特权增加一些“附加条款”。此次联合国经协商表决通过决议，要求今后五常在使用否决权后，再由所有会员国进行审查与辩论。此项决议的初衷是敦促大国在行使否决权之前，能更加审慎、明智并能尊重广大普通成员国的感受与利益。这虽然不会对五常主宰的安理会权力机制有本质性影响，却是今后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还应看到，此次推动改革决议的近因，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安理会“要求俄罗斯无条件撤军”的决议因入侵国本身的否决而胎死腹中。因此，在此次限权的举措背后，还是可以看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影子，它们固然希望能保留自己的安理会特权，但当务之急是用来限制敌国——俄国的影响力。美国这种主张，实质还在于苏联解体后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可与之体量相当的对立面，因此安理会的否决权反而成为美国实现国家战略的障碍与道德负资产。

简而言之，在冷战时代，美苏有相互间消灭对手的“物理否决权”，故安理会否决权就是一个额外的减压器。而冷战后俄国的极速衰落，只剩下安理会否决权等为数不多的国际战略工具。在此情况下，美国试图削弱安理会否决权，就不过是进一步釜底抽薪罢了。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