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这一年，姜文鑫做了一个令其他同学大跌眼镜的决定：到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打工。

在姜文鑫就读的声乐系，同届毕业生一部分选择考研究生，一部分到教育和培训机构任教。但这两条出路在他看来都不理想：“音乐专业学费太贵，家里没点条件支撑不了读研。教培行业在大城市门槛高，小城市工资低又没发展前途。不如在大城市先找其他工作，走一步看一步。”

姜文鑫目前每月薪水4000元（人民币，750新元），只够在他工作的上海勉强支付房租；所幸他可以借住在亲戚家，省下这笔开销。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这名23岁的年轻人坦言，他甚至考虑过当外卖骑手，但这个市场也已接近饱和。“现在大环境不好，找工作真的很难。”

像姜文鑫一样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校园生涯一大半时间在封校中度过。他们刚走出三年冠病疫情，又迎面撞上“最难就业季”——创下历史新高的1158万应届毕业生，要和受疫情影响而延缓求职的往届毕业生，共同角逐疫后首个就业市场。

一边是空前高涨的就业需求，一边是复苏缓慢的经济势头。供需失衡下的求职竞争愈发白热化，就连名牌高校学生都倍感压力。

于敏（化名）所在的同济大学，是上海最顶尖的大学之一。但这名环境工程系硕士的求职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逐年增加的毕业人数提高了招聘门槛，“学历鄙视链”在简历初筛环节就显露无遗。

于敏介绍，本科和硕士都在“985工程”大学（中国最好的39所高校）就读的“双9”学生，会收到第一批面试邀请；第二批是拥有“211工程”大学（中国最好的115所高校）本科、“985”硕士学历的学生；接着才轮到像于敏这样“双非” （非985和211）本科、“985”硕士学历的求职者。“许多大企业通常在第二批就招满了，而央企国企基本都要求‘双9’学历。我们投简历往往是石沉大海。”

在海投了六七十份简历后，于敏最终如愿进入一家国企就职。她说，这家新成立的国企对学历要求没有老牌国企高，自己才得以“侥幸过关”。

除了学历内卷，疫情反复也令应届生求职面对更多阻碍。于敏回忆，去年学校长时间封控，用人单位难以进校招聘，学生也无法出校实习。“听说其他城市的朋友在实习期间被录取，或者企业没法在上海校招，就在别的地区把名额都招满时，大家都很焦虑。”

疫情冲击民企招聘能力

疫情不止打乱了大学生的求职计划，更直接冲击吸纳他们的主力——民营企业。招聘平台智联数据显示，2022届大学生在校求职期间，民企针对大学生招聘同比下降20.3%。求职网站BOSS直聘的活跃企业用户，则从去年第一季的410万家减少到年底的360万家，说明有10％以上企业注销或暂停招聘。

与此同时，曾为应届毕业生提供超过半数岗位的互联网、教培和房地产这三个行业，也在过去三年间急转直下，不仅招聘规模明显缩水，更频频出现新入职大学生被毁约或解聘等现象。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从2021年7月至2022年5月，从互联网、教培和房地产行业离职的2020届和2021届大学生，同比增速分别为30%、30%和19%。

蓝领企业为缺人犯愁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一些企业则为缺人犯愁。短视频平台“快手”上的带岗主播刘超受访时说，近期不少新能源电池企业招聘员工，要求中学以上学历。“虽然企业希望员工学历越高越好，但来应聘的大学生不多，多数人不愿意进工厂当蓝领。”

大学生太多，蓝领工人太少，不仅导致结构性失业难题，也限制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到2025年，制造业劳动力缺口将达到3000万人。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年轻人间流行起“孔乙己文学”，自嘲拥有学历却找不到出路。官媒央视新闻则发表评论称，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困境，是因为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靠劳动改变自身处境。

就业市场最大问题 学者：经济增长乏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受访时指出，大学生就业难固然有技能错配的结构性原因，但并非“放下架子”就能缓解。

他说：“许多大学生已经进入网约车和外卖骑手行业，导致市场加速饱和。他们下到工厂和工地，直接后果是由于供给增加而拉低行业平均工资。”

陆曦认为，当前就业市场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增长乏力、投资预期悲观导致的供给端需求不足。此外，过去三年疫情封锁，把就业市场节奏打乱，导致大批毕业生延后进入劳动市场。积压就业需求今年开始集中爆发，预计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非要给现在的大学生什么建议，那就是能工作就先工作，不要指望两三年后情况就会好转。”

姜文鑫感叹，当初大家一门心思奔着本科去，毕了业才发现大学生不值钱。如果还能重来一次，他甚至会考虑就读职业学校，以便拥有一技之长。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不过我也算进了一家大企业。只要努力工作，以后还有机会升到店长、区域经理。比起那些还在观望的同学，至少我先脱掉了‘孔乙己的长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