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政治体制，包括民主体制，能够向我们保证温和的倾向和对包容性的渴望，一定会在政府和人民中占上风；而且近期的诸多事实表明，我们正在倒退，正在远离温和及包容的倾向，转而走向更加极化的观点和政治。
首先，请让我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在当今世界，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要保持凝聚力，仅仅是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共存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的，远不止是宽容或“求同存异”的处世哲学，甚至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多元性这一事实的赞颂。
一个凝聚力强的社会要得以维系，并使多元性保持为优势，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人民拥有共同的愿景和目标；从孩提时代一同成长开始，彼此的生活紧密交织；相互尊重——不仅是尊重彼此的差异，更是尊重每个人所能贡献的价值。换言之，必须尊重每个人和每个群体的尊严。
历史证明，这些特质并非凭空而来。即便曾经拥有，也可能逐渐消逝。我们必须积极地将多元文化编织在一起，通过政府、民间团体、教育工作者、宗教和社区领袖、媒体，当然还有公民自身的积极参与，来培育这些宝贵的品质。
放眼全球，我们看到多元文化主义在许多社会中日渐式微，社会凝聚力也在不断减弱。国际咨询公司爱德曼（Edelman）的常年信任度调查显示，全球过半受访者认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只有20%的受访者愿意与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为邻。请各位深思。
政治极化席卷全球
社会凝聚力的削弱，除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热情消退之外，还反映多种因素。其中也包括政治极化现象，它正席卷全球，导致温和的中间派力量萎缩，极端势力崛起，特别是那些鼓吹（或明或暗）排斥“异己”的激进右翼政党，它们排斥其他文化、种族或国籍。
此外，在过去10年里，发达民主国家还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受高等教育和学历较低的群体之间——尤其是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分歧日益扩大。这与居住在乡村和城市的人之间的政治分歧扩大相对应。这些新出现的裂痕彼此助长：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热情减退、政治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的人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居住在乡村和城市的人之间的差距扩大。它们相互作用，使得这个问题在许多社会中，变得日益复杂和难以解决。
最令人担忧的是，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被卷入对经济问题的寻常争论中。身份认同和排他观点（你可以称之为反动）向来都潜伏于表象之下。可是，当经济缺乏保障，或者仅仅出现‘我吃亏了，别人得利了’的想法时，就会使身份认同和文化课题变成更具分裂性的政治工具。
民调机构Focaldata在大西洋两岸八个国家（美国、英国和六个欧洲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预测某人是否可能投票给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或极右翼政党的最佳指标，是他们是否相信少数族群比白人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这比移民本身，甚至比社会阶层之间传统的经济紧张关系，更能准确地预测投票意向。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是如何为长期存在的经济辩论和矛盾火上浇油的。它们在“制度不公——别人在赢，而我在输”的感受之上，又增添一层情感上的怨恨。
即使在美国，尽管它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发达经济体，大多数群体的收入都在增加，但种族关系却急剧恶化。认为黑人和白人关系令人满意的美国人，远不到半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文化和宗教也已成为更具分裂性的力量，并且出现越来越多的反少数族群言论。
“奥弗顿之窗”发生转变
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还是新兴的民主政体，“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政治学家用此术语来指代主流社会认为可以接受的观点和意见范围）都已发生转变。特别是，极右翼和排他观点正在渗入主流。根源并非始于今日，并非由于某个国家最近的选举结果，而是来自于更为深层次的因素。我仅在此列举几个。
首先，是对移民问题处理失败，特别是未能有效地协助移民融入。这在欧洲部分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地区经历大规模、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却未能有效地让这些新来者融入。移民是居住在混合社区还是聚居在特定郊区，以及整个城镇是否移民人口过度集中，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是否融入劳动力市场并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也至关重要。研究显示，未能有效融合移民，导致移民以及白人劳工阶级对体制失去信心。
第二个因素是媒体格局碎片化，以及社交媒体兴起所带来的两极分化效应。社媒固然有优点：它赋予世界各地更多声音以力量，实现信息的自由获取，并在许多社会中发挥民主化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即如今的大部分社媒，都是由大型科技公司设计的算法所驱动，而这些算法本身就具有两极分化的效应。许多社会的公民不再拥有共同的现实情况，以及共享的事实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自不同的观点。我们已不再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因为日益分裂的媒体空间和社媒算法，正在导致更加分裂的公众和更加分裂的政治。
研究显示，如果人们经常接触到符合自己意识形态偏好或观点的报道，就会加强他们的既有偏好，使他们更加党同伐异，导致社会极化。换句话说，这并非另一种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商品。它正在加剧人们的偏见，并成为一种具有两极分化效应的力量。
以广告为基础的社媒商业模式，也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的注意力。相关研究显示，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注意力，往往须要传播负面信息。似乎这一切还不够，更可怕的还在后头。人工智能（AI）的进步正在引发进一步的变革。AI驱动的搜索界面和聊天机器人，很可能会制造出大量来源可疑的合成媒体。虽然这种情况尚未普及，但它即将发生。
越来越多人独自生活
第三个因素，虽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是人们生活方式中日趋孤立，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社会可以在经济上取得进步，但同时在社会方面却出现倒退。我们今天在许多发达国家所看到的情况（社会学家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是过去20年来行为模式的重大转变：人们更常在家参与会议；在家购物、享用打包食物或点外卖，而不是到社区活动；更常在家中娱乐，而不是去电影院，甚至更倾向于在家中进行宗教活动。年轻人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外出，不再和朋友聚会，更不用说约会了。甚至住宅的建筑设计也在发生改变——公寓现在被设计成每个房间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屏幕使用需求。
因此，人们越来越多地独自生活，与周围的人、住在同个邻里的人，越来越少面对面互动。这些互动的减弱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互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彼此的差异，并接受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丧失。
我们应如何应对？我们如何才能在每个社会中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重建对体制的信任？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共同的愿景和共同的目标？
事实是，没有任何政治体制，包括民主体制，能够向我们保证温和的倾向和对包容性的渴望，一定会在政府和人民中占上风。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体制能够对此提供保证；而且近期的诸多事实表明，我们正在倒退，正在远离温和及包容的倾向，转而走向更加极化的观点和政治。
教育是社会融合工具
共享的价值观和对共同未来的信念，并非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社会表层之下，总是潜伏着各种抗拒的情绪。因此，多元文化社会须要用心编织。
传统上，在许多社会中，这意味着编织百衲被。你们都知道什么是百衲被——由不同图案的布块缝制而成，拼接在一起时显得和谐而美丽。然而，一旦有压力，如面对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两极化力量日益增长的时期，缝合线会变得脆弱，百衲被也会逐渐破裂。
因此，我们须要编织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结构，确保多元文化主义可持续，凝聚力更为坚韧。我们应将不同颜色、甚至不同材质缝制成一幅织锦——或者像制作峇迪（batik）那样，由众多匠人共同参与，从纺织到上蜡再到染色，完成一块布料，以反映更大的国家主题，纵使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仍可形成的一个整体
这便是我们必须精心编织的社会结构。这意味着，我们须创造互动机会，让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同时建立合理的防护机制，以防止极端主义和自我强化的两极分化，同时允许并鼓励不同观点的存在。
教育是根本，也是我们的起点。它是社会融合人民的最有力工具。将所有背景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在公立学校系统中，无论他们的种族和社会背景如何。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不仅在课堂上，更要在课后让他们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体育、舞蹈、音乐，甚至是创作他们自己的嘻哈音乐。
与社会融合同等重要的是，教育必须让所有背景的人都能够有效提升。人们必须看到，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进步，同时，政府和社区计划也能为那些起点较低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如果缺少这些切实的例子，就很难维持社会的凝聚力。教育体系必须有效地提升每一人和群体。我必须强调，新加坡在这方面投入巨大的努力。
公共政策创新的第二个重要领域是城市设计，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基于种族或社会阶层的集中区。新加坡的组屋区闻名遐迩。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规模——超过75%的人口居住在组屋区，每座组屋、每个小区，以及整个组屋区都住着不同的种族，以及从最贫困到中上收入的来自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
重要的是，不仅仅是住房。它还包括休闲、学习、互动和晨练的设施，以及一系列能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活动。在每个社区都设置公共空间，让人们可以在五人制足球场上锻炼技能，观看他人比赛，或者一起学习新的舞蹈。这不仅仅是住房，更是一个促进社会生活的场所。
丹麦是另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他们发现，由于少数族裔（主要是移民）大量聚集在特定社区，社会的韧性正在受到侵蚀。他们目前正试图通过重建旧社区，取代他们所谓的“贫民窟”以及发展新的混合社区，来实现融合居住。与此同时，他们还为移民儿童提供额外的支持，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帮助他们学习语言，并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
并非每个社会都能完全复制新加坡的模式。我们很早就开始建造组屋区，几乎是从零开始，因为当时的人们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和非常恶劣的环境中。对于那些拥有隔离社区历史的成熟社会来说，现在再推行这些措施可能更为困难。但是，提供公共空间仍然是可行且重要的。对于贫困或弱势的青少年来说，拥有这些公共空间尤为重要：运动场、球场、公共游泳池，以及拥有舒适休闲空间的图书馆。公共空间在构建包容性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是新加坡总统
本文是他于6月24日在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社会和谐国际大会上的开幕辞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