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五年一次的大选，都提醒着执政党必须戒慎恐惧地治理国家照顾国民，同样也提醒每一位国民必须了解小国没有“换人做做看”的试错空间。

拙文《从政之难与民粹之殇》在《联合早报》首发（1月29日言论版）后，得到区域网民的关注与转载，在相关文章的社交媒体留言区，除了众多的肯定及点赞，也有诸如“现在是讲贪污案，你说什么从政难”“从政难，有种地难吗？那么高薪，种地都没有薪水的”之类的反对话语。《联合早报·言论》2月1日也刊发了纪赟先生反对意见《民粹主义的帽子不能乱扣》的文章。

拙文有提到“如果没有换位思考的同理心与包容心，相关话题很容易掉入民粹陷阱的口水战”，如今不幸而言中。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价值的世俗社会，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言论自由的权利”的舆论空间。本人并非体制内人士，也不是人民行动党党员，撰文本意是尝试从相对中立的第三者角度，探讨相关从政及高薪的敏感课题。对于反对意见，本着理性、中道的论政原则，我愿意在此做出几点澄清。

第一，民粹主义的帽子并非人人能戴。民粹（populism）也可翻译成平民主义、大众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本身并不是贬义词汇。印度历史上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就可以归类为褒义的民粹主义。相对于高高在上“何不食肉糜”之类的傲慢精英主义，民粹主义更是好的名词。如果把民粹主义比喻成一种工具，判断好坏的关键是谁在使用，以及使用的方式及目的。正如一把美术刀，在雕塑家手中是创造艺术品的工具，在抢劫犯手中就是作案凶器。同样，如果把民粹主义比喻成服饰，这顶帽子并不适合每个人，当然就不存在可以乱扣帽子的状况。

近年来，民粹主义更多地给世人负面印象，是因为世界各国一些并不属于平民阶层的政客，屡屡运用民粹化的选举语言反传统反建制，并以此获得“弯道超车”式的选举胜利与政治利益。

正如《联合早报》言论主任叶鹏飞在文章《民粹的春天》所提到的：民粹是民主的失常状态，一旦运作失灵，主流精英和普罗大众的互信流失，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催生“替天行道”的人物，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通过激情演说针砭时弊，转化普遍民怨为一己所用的政治资本，挑战主流精英并取而代之。

第二，职业不分贵贱，成功不由他人定义。新加坡的公司总裁不仅有如TikTok的周受资、星展集团的高博德一样耀眼的“打工皇帝”，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家，在为自己为员工赚取利润的同时，承受着各种各样的企业生存压力。同样，走上从政之路的除了内阁成员，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公务员，从政者并不都有着崇高“社会地位与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力”（纪文语）的宏大叙事，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能只是“我会做好这份工”，成为一名为民服务的幕后功臣。

职业没有贵贱之分，从政也好从商也罢，每个人都应该在人生道路中找到方向与奋斗目标。作为一名图书管理员，可以通过传播知识得到精神富足；作为一位杂菜饭摊老板，可以通过给街坊带来美味经济的饭菜建立口碑，逐步扩大商业版图，甚至如饮食集团梁苑一样，达成杂菜饭公司上市的物质富裕。无论是实现精神富足或是物质富裕，都可以自己定义为人生赢家。新加坡政府一贯做法，就是打造一个“整体上升的电动扶梯”式的包容社会，保障社会流动性，给失败者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机会，确保没有人落在后面。

国家良政的未来，取决于新加坡年轻一代。一位刚毕业大学生的从政职业规划，可以是“成为基层公务员—部门主管—部门首长—国会议员—内阁成员”，但是当这位优秀的年轻人面前有众多职业选择，如果把内阁资政张志贤曾经在国会声明中提到的“从政之难”纳入考量：走上从政之路就必须面对很多个人层面的牺牲，例如个人言行在聚光灯下被放大审视，社交网络上甚至会出现断章取义的片面曲解；必要时必须公开个人及家庭的隐私信息，缺乏私人空间和时间，也常常放弃陪伴家小的宝贵成长时间。这位青年才俊在私人领域的潜在报酬更高、个人生活自由度更高的“诱惑”下，是否还会选择从政之路？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法治国家，无论总理、部长，还是司机、店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位被控上法庭的嫌疑人，有权利使用各项法律工具为自己洗清罪名；即使已经被法庭宣判有罪，也还有上诉及求情的选项。勿枉勿纵是法治国家的根基。在案件定谳之前，无论是“朕即法律”的上层意志，抑或是“舆论口水淹死嫌疑人”的未审先判，都是不可接受的，最终的反法治恶果将由全社会承担。

前交通部长易华仁的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就让法律来决定案件的最终走向吧。在此之前，给区域及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加坡执政党，对于从政个人最高道德标准的坚持，以及对于贪污零容忍的坚决。根据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最新公布的2023年廉洁指数，新加坡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五，也是唯一进入前10名的亚洲国家。

第四，小国缺乏犯错空间，从卓越到平庸只有一步之遥。高薪廉政是建国一代领导人集体建立起来的独特政治制度，历经四代领导层，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但一些人通常把“高薪”与“廉政”拆分开来，就出现“部长高薪”的民粹话题，“即使有钱如美国，其总统薪水也远低于本地政治家”（纪文语）的似是而非言论。对此，建国总理李光耀亲自回应过此伪命题：仅从工资收入数字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领取薪水最高的一个人”，但是他又说，“从实际待遇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一位最穷的总理”。

就以特朗普为例，他凭着民粹炒作成为美国总统后，声称放弃领取总统年薪约40万美元（约53万6400新元），但他上任后的首80天，就在自家集团旗下的海湖庄园度假六个周末。这一笔由美国纳税人承担的旅行费用高达2160万美元，已经超越前任奥巴马的八年任期总和。在新加坡，总理不仅吃小贩美食须要自己排队，看一场演唱会也须要自己购票。

作为缺乏天然资源及地理空间的小国，新加坡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以及相对丰盈的国家储备。由顶尖人才治理国家、管理国家储备，并与所有国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执政党与人民牢固的社会契约。每位执政党议员必须亲自接见选民，听取民众诉求，同时至少每五年接受一次人民选票的检验，使得政府没有滋生傲慢精英主义的空间。

新加坡也曾有刘程强、詹时中等杰出反对党人士。但值得警醒的是，新加坡不应该出现操纵民粹主义的政治人物，例如“我领取更低薪金也能治理好国家”“取消消费税”“全民分享国家储备盈余”之类的言论。在网络时代可以每天都是“大选日”，民粹能够吸引眼球，壮大声量，也难怪部分反对党人士愿意走捷径取巧，且屡试不爽。

每五年一次的大选，都提醒着执政党必须戒慎恐惧地治理国家照顾国民，同样也提醒每一位国民必须了解小国没有“换人做做看”的试错空间。历史上有着小国因为政策失误或顶层腐败无能，导致国家从卓越迅速滑落到平庸甚至衰落的教训。为了新加坡的千秋万代计，我们必须对类似错误防微杜渐。

作者是亚太区域企业集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