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冷漠与犬儒主义。近来一些发生于中国的暴力血案，社会有些人的不幸或无助，得不到社会的反映与应有的帮助，这就是社会冷漠。冷漠也是社会分裂的一种，因为背后是社会阶层间差距的扩大和隔阂的变深，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团结。犬儒主义则是社会分裂在精神层面的表现。现代犬儒主义的实质就是对于现代世界的彻底不信任，而信任是社会团结、合作的基础。官方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分裂，但它可能成为社会全面对抗的前兆。

第四，地域性的分裂。地域的歧视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但是在社会进入如此大流动、大开放的时代里居然出现，这恐怕前所未有。地域分裂表现为身处武汉、湖北疫区的武汉人、湖北人成为“病人”，接着湖北的身份证、车牌号等等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们也不获友善待见。地域分裂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分裂的一种表现。

这次是武汉人与湖北人，下次其他地域的人也会受到不公平、不友好待见。疫情期间所出现的地域分裂的严重程度罕见，以致于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呼吁全国“善待湖北人与湖北农副产品”，连中国《人民日报》也出面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发表歧视言论、实施极端行为的人，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素养与道德”，向全社会表明“善待湖北人，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社会分裂症候原因

此外，我们还通过疫情看到中国社会底层与贫困群体日趋的边缘化，同主流社会区隔开来，并且日益代际化，表现出与社会分裂的趋势，造成一个越来越远离主流社会的社会群体之出现，以及相随的反社会行动和主流社会对其的排斥。与此同时，疫情让人们看到中国民粹思潮的突起与激荡，而这恰恰是社会分裂的突出表现。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民粹主义的煽动或激荡，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社会分裂症候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舆论带偏了。必须承认这一点，无论官方还是中国社会本身，都难辞其咎。

第二，网络社会的特性强化了人们观点、立场的极化现象，尤其在人们面对公共危机时。在网络时代，“极化”现象尤其明显，就是网络本身的特征。现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社会大众对社交网络及其媒介的过度依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社交媒体正对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甚至社会价值观念，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

第三，同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分化及相关的利益对立有关系，这些对立背后或相关联的，是政治观念的分歧与价值观的对立。人们不难发现，近些年来在中国，价值观越来越撕裂，极左与极右的、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复古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让人眼花缭乱。官方所推出的核心价值观，显然只是一个组合；加上官方可能出现不当的操作，为社会各色人群提供了各自演绎的无尽空间，这么一来，价值观的分歧自然难免。

较之于其他分裂如政治分裂，社会分裂更有基础性及根本性，所以其结果可能更具危险性。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整合社会以防止走向分裂？世界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疫情的解药，研制对付冠病的疫苗。应对社会分裂的疫苗何在？有解药吗？如何防止？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灵丹妙药，唯有寄托于找出各方共享的信念或价值。价值观看似无形，却是我们社会的粘合剂。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教授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分析和研究了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后发现，在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时，“西方社会使人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减弱”，社会分裂正在发生。因为说到底，社会分裂是“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的弱化”的结果。对中国社会精英来说，更应该主动找出同社会弱势群体、底层大众共享的信念或价值。

冠病疫情期间，“别了，我的同学群！”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微信群中常常出现。“同学群”可“别”，但社会呢？难道我们要同自己不可须臾脱离的社会“别”了不成？

（作者是中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