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全球的扩散，和各国政府抗疫成绩的巨大差异，引发了新一波中西制度之争。

先是西方媒体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制度，认为是中国的“专制”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对病毒信息的隐瞒，才导致后来的大规模扩散；很多西方媒体也认为冠状病毒是中共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最终会导致中共的垮台。等到中国成功有效地控制住病毒的扩散，严防病毒再次回来，同时不仅恢复经济，而且向世界各国提供医疗救助物品，轮到中国媒体批评和指责西方体制。

令人惊奇的是，和西方媒体一样，中国媒体也强调体制的作用，认为西方政府抗疫不力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而中国政府成功抗疫则是因为中国的“举国体制”之故。

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把中西方体制的不同，简化成为“民主”和“专制”之分；中国媒体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区分，即西方“民主”和中国的“举国体制”。

多年来，在解释民主和专制应对灾难的不同方法时，相信西方民主优越的人，往往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场饥荒是发生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的。”森认为，因为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民，他们有防止灾难发生的强烈意愿。森就是以此来解释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认为在民主制度下不会发生这样的大饥荒。如果当时中国有信息的自由流通，大饥荒不至于发展到人们后来所看到的程度。

应当指出的是，森所提出的只是一个假设。中国的大饥荒有其更为深刻的背景，并非仅仅是“缺失言论自由”那么简单，信息不流通只是导致大饥荒的一个面向。而且如果把森的假设延伸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则更难以令人信服。1918年开始的西班牙流感，在西方各民主国家之间大肆流传，应当如何解释呢？西方交战国为了在军事上占据优势，进行严格的信息管制，隐瞒流感信息，导致流感在地球上转了三圈。

这次冠状病毒从武汉暴发，由于人们对新病毒没有任何认识，地方政府措手不及。但一旦认识到病毒的严重性，中国整个国家动员起来。武汉（湖北）的封城（封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时间。西方国家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应对举措，但白白浪费掉。这很难用西方一再坚持的“中国隐瞒信息”来解释；相反，民主的懒散、政治人物的傲慢、基于种族主义之上的愚昧（认为病毒只有对亚洲人有效）等都发挥了作用。

在病毒扩散的过程中，西方也没有坚持“言论自由”原则。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舰长克罗泽，因为公开航母上军人感染病毒而被解职。这使人想起了1918年民主国家的行为。尤其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紧急状态之后，西方很多国家依然不作为。

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如此糟糕的抗疫行为，并不能够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概念来解释；中国政府有效的抗疫行动，也不能够用西方所说的“专制”，或者中国本身所说的“举国体制”来解释。把各国政治制度简单地二分为“民主”与“专制／举国体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导致双重标准，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更是经常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中国采取封城手段、限制老百姓的出行，在西方眼中就是违背人权；而西方这样做则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西方老百姓不遵从政府的规定自由出行，是西方民众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

西方批评中国抗疫模式原因

这种意识形态化也表现于西方对亚洲社会抗疫方式的理解。很多西方媒体羡慕亚洲社会的抗疫方式。令人惊讶的是，西方媒体一如既往地批评中国，但对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方法进行褒扬。如果了解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抗疫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些社会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

这些社会大多采用侵入式电子监控跟踪、限制人民的出行、积极组织检测和实施严格隔离等手段，只不过在西方看来，这些手段如果用在中国，是中国制度“专制性”的表现，用到其他社会则是治理“有效性”的表现。中国政府早些时候为了减轻对正规医院的压力而设立的方舱医院，竟然也被西方媒体视为是“集中营”。不过，后来很多西方政府也学中国，设立方舱医院。

一个国家的制度对政府抗疫肯定有影响，但并非如“民主”与“专制”论者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制度和政府抗疫的关联性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中央（联邦）政府的集中程度、政府规模、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府的责任等。但所有这些制度因素，与其说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相关，倒不如说与一个国家的治理制度相关。

就制度而言，有几点是人们必须认识的。第一，每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是根据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发展而来，并且是向历史开放的，在不同阶段与时俱进，以应付变化。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就会被无情地淘汰。因此，正如任何制度的消亡有其理由一样，任何制度的存在也是有其理由的。

第二，制度本身的可变性和灵活性。没有任何一个制度会像“民主论者”或“专制论者”那样刻板地存在和运作。任何制度都有其民主的一面，也有其专制的一面。在应付危机的时候，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分权，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集权。西方批评中国体制的集权性，但为了抗疫，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而且老牌英美民主，纷纷转向政府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