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歇根州，人们持枪示威，要求重启经济。在佛罗里达州，健身房常客们在路边做俯卧撑，抗议他们的健身场所遭到关闭。在加利福尼亚州，特斯拉(Tesla)在当地限制措施之下重启了汽车生产厂。如果说随着季节由春转夏，人们希望恢复正常生活的不耐烦逐渐累积，那么过去几天会被人当作拐点而铭记。

不过，在那之前，这些不满情绪的流露更令人吃惊的是其规模之小和到来之缓慢。在总体顺从的大背景下，上述摩擦显得格外突出。

逾两个月以来，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基本上配合了大规模封锁和经济停摆。他们听从的指引来自他们原本嗤之以鼻的政界人士，以及他们理应不信任的、非经选举产生的专家。

这种行为被比作战时纪律，但这种对比贬低了它的价值。在战争中，我们至少有一个有名字的敌人，一张让我们团结对抗的敌人面孔。病毒是无形的，而且除了拥有医学知识的人以外，人们难以理解它。在这种情况下展现出来的公民团结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也不能说人们别无选择。假如五分之一的人口抵制了这些规则，那么留给政府的选择将非常少。在无力监管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政府的选择会是军事管制或一定程度的放弃。文明秩序最终要依靠同意。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可能性，即美国社会的状态比人们评论的要好一些。我想将这个鲜明的现实告诉保守派人士，也要告诉左翼人士，因为两派人士都兜售了不同版本的文化衰退论。

对于第一类人而言，问题在于数十年来轻视宗教、推崇放纵主义和被移民败坏的国民生活方式。对于第二类人而言，问题在于数十年不受限制的市场和对人的商品化。但两者最终渲染同一幅黯淡图景：一个破碎而颓废的社会，整体小于各部分之和，外在富有但内在脆弱。两者都怀念20世纪中叶，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更加同质、也更平等。

他们的分析在直觉上说得通。事实上，这些分析不符合事实是令人奇怪的。如果说自由主义有任何含义，那就是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因此，集体行动肯定更难实现。

然而，如果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话，过去两个月的局面会丑陋得多。我们应该会看到，人们对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封锁措施更快产生更多抵抗。城市——那些自由派人士聚集地——应该会成为无政府主义最严重的地方。共和党参议员特德•科鲁兹(Ted Cruz)曾经提到“纽约价值观”，他是在暗指自私和虚无主义。嗯，纽约市是美国受新冠疫情打击最沉重的城市，但该市并未陷入霍布斯主义（Hobbesian，形容一种无限制的、自私而野蛮的竞争局面——译者注）的“全体混战”状态。

至少，我曾预期，公众会施压要求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封锁措施，隔离老年人和其他脆弱人群。事实上，我们听到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呼声。担忧限制解除得太快的美国人数量是担忧解封太慢的两倍。这一比例从4月初开始就没有改变。许多人甚至没等到他们的州长发布命令就开始自我隔离了。

反对封锁的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只需要少数人就会破坏全国的公共卫生工作。他们仍然有可能成倍增加，产生破坏性的效果。但他们吸引眼球的集会给我们造成了错觉：他们——而非美国人的总体服从——才是真正的故事。而且，至少在美国，服从既是通过穿制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现的，也是通过人们彼此间的社会压力实现的。在华盛顿（拥有世界最强大军事实力的民主国家的首都），警务实践的柔性令人难以置信。

随着封锁措施放松，期待更美好的日子尽快到来是自然的。但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等到了好消息。这次封锁是一次对社会结构拉伸强度的考验。结果证明美国的社会结构仍是完好的。财政支持对此有所帮助，人们对疾病或死亡的恐惧也是。但即使有这些因素，仍有一些文化悲观者没有预测到美国人会如此听话。

结果证明，自由主义并非绝对会滋生利己主义和优柔寡断。针对自由主义的许多草率中伤（“我们现在再也无法打仗”）似乎并不那么确定。而且，如果说公民之间的“横向”纽带比有些人假设的更强大，那么他们与政府之间的“纵向”联结也是如此。反精英主义——我们曾以为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是普遍的，但它也可能是肤浅的，或至少是有选择性的。人们听从医学和官僚体制内人士的速度是很说明问题的。这场危机显示，我们最缺乏的还是怀疑。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