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莲:中国东北需要“经济特区”这样一剂猛药吗?

时间:2021-12-27 12:5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陈淑莲

近日,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东北需要“经济特区”这样一剂猛药扭转困局》一文,将东北是否需要“特区”一事重新推向大众视野。

东北发展困境由来已久,2020年东北地区的GDP增长率只有1.1%,在中国垫底,“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流传,更是为东北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在被频频唱衰的当下,关于东北是否要设立“特区”的争论一直不断,设立“特区”是否能扭转目前东北发展困境,也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毫无疑问,东北若想全面振兴,不下猛药,难治沉疴。

“东北问题并不只是东北本身的问题,而是折射中国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不平衡状态。”高柏在越洋连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高柏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近些年持续关注东北发展。他认为,无论是目前制止经济下滑的短期效应,还是回应中国面临的中长期挑战,东北都是一个最佳的抓手。

因此,在《东北需要“经济特区”这样一剂猛药扭转困局》一文中,他提出东北可以在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下,参照当年深圳模式,在主要城市设立经济特区,来扭转当下发展困局。

不过,虽说是参照,但高柏认为二者着眼点完全不同。当年建立深圳特区,是为了扩大对外贸易,让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市场迅速接轨,带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但在东北设“特区”,主要在于促进共同富裕。

他说:“把资源向东北地区倾斜,吸引来自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帮助东北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降低地区间的增长不平衡,通过内循环的方式在东北复制当年经济特区的历史经验。”

高柏认为,设立“特区”还能有效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在2021年10月24日印发的《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中,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动东北振兴的工作要点,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与其在东北现有体制内靠修修补补改善营商环境费时费力,不如直接建立‘特区’提供一块‘政策飞地’。”高柏说,和沿海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互派干部挂职锻炼,效果可能会更好。

同时,高柏建议,应比照当年深圳给外资的待遇,引进中国国内直接投资,为市场主体不断注入新动能。过去二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如果当地缺乏外部带来的经济增长新动能,想把中国国有企业改造成适合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又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似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此外,高柏还认为,可以以建设工业互联网为突破口,着重打造产业数字化服务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需要将现代的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相互结合。”他说,东北制造业有深厚的积淀,更不缺相关的人才,缺的是信息产业的资本、技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创新孵化机制以及支撑初创企业的制度环境。”

他认为,沿海发达地区在信息产业的优势,与东北在传统制造业的技术积淀和人力资本,是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最佳要素组合。

东北地区工业发展始于19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和东北地方政府大力开展工业化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中有54个在东北,布局建设了一大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产业企业.

100多年来的工业发展,使得东北三省工业基础扎实、技术沉淀雄厚、产业聚集度高,更有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一大批重点高校支撑。

改革开放后,和其他地区相比,东北经济增速的确放缓,东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杜宝贵认为,究其原因,一是固有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东北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承载了更多的历史使命,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型,且这些都是国家现时和长久需要的,共和国的“长子”需要有责任担当。二是国家区域政策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策红利更多向东南沿海倾斜,东北几乎没有享受到多少政策红利;三是固有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思维的羁绊,总体上,东北地区的“保守”思想较为浓厚,政府的“有为”与市场的“有效”形成错配状态,要素市场发育缓慢。

对于网上种种“唱衰”东北的声音,杜宝贵并不认可。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不单纯指GDP增长,经济只是“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他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应该重新审视“发展”的核心要义,不能因为某些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了,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唱衰这个地区的所有方面。

为了加快振兴东北的步伐,自2017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的通知以来,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分别开展对口合作。

与此同时,沈阳市与北京市,大连市与上海市,长春市与天津市,哈尔滨市与深圳市也分别建立对口合作关系。

从披露出来的数据来看,相关成果较为显著。自京沈对口合作开展以来,一批知名北京企业开始在沈阳投资兴业,重点为新兴产业项目,截至2020年底,320个产业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实际完成投资280亿元;黑龙江与广东省、深圳与哈尔滨开展对口合作以来,截至2021年9月,两省除地产类外的合作项目已经超过500个,总签约额接近5000亿元(达到4901亿元)。

在高柏的构想中,东北的“特区”可以从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四个市开始,“它们目前已经有类似沿海城市对口援疆的‘对口合作’形式,唯一缺少的是对口援疆的内容。”

对口援疆的内容,是要求19个省市每年把GDP的3%投到新疆。高柏认为,如果在东北建立“特区”,沿海地区的城市也以类似援疆的方式,对东北四个城市集中投资,“这样会有很大成功的希望”。

目前,关于东北是否要设立“特区”的讨论,还仅限于民间,并没有任何官方正式表态,但不妨碍东北民众对“特区”的期待。

有声音认为“特区”可以考虑丹东,以便更好辐射朝鲜、韩国和俄罗斯,也有人认为大连更具备“特区”潜质。

杜宝贵认为,设立“特区”是一种可行的政策工具,正如当年选择深珠汕厦琼作为开放尝试一样,在东北设立“特区”同样会形成政策红利,引导市场主体发现价值。此外,在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给予欠发达地区政策红利,也是实现这个战略的有效路径之一。

至于将“特区”设在哪座城市,杜宝贵认为,这只是技术问题,不构成价值判断。

他说,“新时代设立‘特区’,与改革开放设立‘特区’相比,会有很大不同,经济环境、国际关系均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仔细研判东北‘特区’的特殊之处,认真分析东北‘特区’的国家布局意义,审慎设计东北‘特区’的政策工具箱。”

原国家质检总局总工程师刘兆彬,长期关注东北发展。他也表示,可以尝试在东北设立“特区”。

“在特区建设上,新加坡有着很多成功的经验,建特区不难,关键在于这个‘特区’应该怎么‘特’。”但刘兆彬不赞同,让东北复制深圳模式。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深圳特区早期能发展是因为背靠香港,但东北没有这个现实条件,“也不能光靠内循环去促进东北发展,这也不符合中央的双循环新格局。”

关于“特区”应该怎么“特”,刘兆彬认为它一定是包含了以下内容:“一是体制转型,用市场经济思维营造好的营商环境;二是产业转型,在保留重工业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三是加强城乡结构转型,进一步加快城镇化推进步伐;四是深化数字化转型,加速技术创新;五是加大生态环保转型,可将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变成可交易的碳汇资源;六是理念转型,革新‘官本位’思想;七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东北振兴最终还是要靠东北人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光靠外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刘兆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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