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分析，中国地方开发法规与中央法律之间往往有矛盾之处，且地方政府尚有推动城镇化与引资压力，因此会利用模糊空间拖延对违规开发的执法与规范。

缪宗翰　报道

zonghanmiaw@sph.com.sg

继陕西秦岭、山东济南等地之后，中共云南省纪委监委昨天发布关于滇池别墅群违规问责的通报，对数十个相关责任单位与责任人追责问责。北京近年加强生态保育，严厉整治违建别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更曾多次做出指示，相关事件却屡见不鲜。

学者分析，中国地方开发法规与中央法律之间往往有矛盾之处，且地方政府尚有推动城镇化与引资压力，因此会利用模糊空间拖延对违规开发的执法与规范。

中国昆明诺仕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自2015年以来违规在滇池畔、长腰山的二级保护区开工，建设滇池国际养生养老度假区项目。中共云南省纪委监委在官网发布的《关于“古滇名城”长腰山片区及滇池南湾未来城五渔村项目违规违建问题追责问责情况的通报》指出，违规项目“环湖开发”“贴线开发”现象突出，决定对包括昆明市委市政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等在内的29个相关责任单位、58名责任人追责问责。

通报显示，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2016年11月曾提出：“《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对一级保护区内允许建设的滇池保护设施的规定不明确，对允许建设的‘生态旅游、文化建设项目’和禁止建设的‘其他房地产项目’也没有明确界定”，要求云南省进行整改。

通报并指，昆明市隔年12月19日上报的修改文本未落实整改要求，内容仍然模糊不清，为违规建设留下“暗门”。除了昆明市委市政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本次被追责问责的单位，还包括八个省管单位、晋宁区委区政府、滇池管理局等12个处级单位，以及九个科级单位。

中国各地近年在保护区违规开发的案子屡见不鲜，如山东济南、陕西秦岭等地都曾被中央环保督察组下令整治。其中，又以2014年开始的陕西秦岭案最具代表性，习近平曾为此六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直到2018年7月，中共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两次赴陕西督导，当地才大规模拆除问题别墅。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张执中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中国地方政府过去会透过立法权为土地开发给予便利，以达成城镇化、吸引投资等政绩。

土地开发效益大地方选择拖延整改

张执中指出，这类法规往往会与中央法律有所矛盾，虽然现在全国人大有备案审查机制，但地方法规数量庞杂“一定会有疏漏之处”，上述案件也能看见地方法规存在漏洞，让“商人合法”建设。

张执中表示，相较过去几任领导人开放地方在土地开发“先行先试”，给予商人较大空间，习近平执政后更重视反腐与环保，“党跟资本的关系有了变化”。他认为，相对防疫这类一票否决的议题，土地开发所能带来的效益会令地方政府选择拖延整改，以确保经济政绩与利益，因此难以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