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完全对应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任何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努力都应从中国着手。不幸的是，对特朗普来说，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是提高中国的生育率，而这又要求在提高中国家庭收入方面迅速取得进展——这是任何关税都无法实现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做法，遭到相当多的批评，而且批评理由也很充分。但特朗普对全球贸易体系的诊断，特别是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可能并不完全错误。问题反而在于治疗方法：与其使用很可能会让病人丧命的电锯，倒不如用手术刀。
现有的国际秩序，包括全球贸易体系和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是二战即将结束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建立的。在欧洲一片废墟的情况下，美国享有无可争议的经济主导地位，其中也包括制造业方面：1948年，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四年后，美国生产的商品占据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但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产物——固定汇率——对美国来说，并不那么有利，因为这致使它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从1953年的55%降至1970年的24%。1971年，总统尼克逊决定让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这一份额，使之在随后30年间基本保持不变。但这也使美国从一个顺差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逆差国，因为它助长日本制造业的崛起。
1985年的《广场协议》——美国说服五国集团中的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帮助削弱美元——成功缩小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但这些成果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遭到侵蚀，并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该国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的闸门后荡然无存。2001年至2021年间，美国制造业出口相对进口的比率从65%骤降至45%，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中的份额也从25%降至16%。
因此，当特朗普抱怨中国出口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时，他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于当前减少中国进口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振美国制造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在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所付出的代价方面，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更高。
孩子是“超级消费者”：孩子越多，家庭支出越多。但数十年的生育控制政策，使中国的儿童相对较少。1982年，即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三年后，中国的总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为2.2，反映出每个劳动人口（20岁至59岁）的受抚养人相对较多。到2010年时，这一比例骤降至1.6，远低于1.8至2.2的国际平均水平。虽然目前这一比例正在回升，但主要原因是老年人而非儿童人数的增加。
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收入也随之减少，从1983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降至目前的44%。后果是消费需求低迷且不断下降：自1983年以来，家庭消费占GDP的比率从53%下降到39%，而美国的比率则接近70%。
国内消费疲软使中国依赖制造业盈余来提供就业岗位；在2023年时，此盈余达1.86万亿美元（约2.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5%。由于美国不仅拥有胃口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还发行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为世界提供贸易顺差和流动性，因此美国的过度消费，成为中国产能过剩的天然平衡力量。
中国放宽生育规定失败
这一被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称为“中美国”（Chimerica）的关系，最初似乎是共生的，但却很快演变成一种畸形关系，因为它同时摧毁美国的制造业（早在2009年，我就警告说美中可能爆发贸易战），并使中国国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状态长期化。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口结构崩溃导致产能过剩。
中国政府在解决人口危机方面的选项不多。中国政府放宽生育规定的尝试——先是将一胎政策改为二胎，然后又改为三胎——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较低的家庭收入，意味着无力负担更多的孩子。
中国政府似乎把希望寄托在“工程师红利”上，因为中国的工程专业毕业生人数，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但大学毕业生通常只能在服务业找到工作，而该行业仅占中国总就业人口的46%。在其他国家，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中国当前水平时，它们的服务业则提供70%至80%的就业岗位。难怪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作为生育率支柱的新婚人数却急剧下降。
通过对贸易伙伴全面征收关税，特朗普有可能严重削弱甚至摧毁全球贸易体系。鉴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完全对应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任何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努力都应从中国着手。不幸的是，对特朗普来说，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是提高中国的生育率，而这又要求在提高中国家庭收入方面迅速取得进展——这是任何关税都无法实现的。
作者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学高级科学家，《大国空巢》一书作者
英文原题：What Trump Gets Right Abou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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