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谈论最多的，除了重振美国经济，就是移民问题。因为他意识到，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才能让所有右翼民粹主义者得到高度统一；在其他社会问题上，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很难真正地统一起来。

亲民主党的美国政治活动家里德·盖伦文章《特朗普为什么不会赢得总统选举》在3月13日《联合早报》刊登。他认为特朗普不可能在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胜出，核心论据就是“令特朗普最终退休的，将是美国的人口构成”，因为“在2016年和2024年选举期间，有约2000万老年选民去世，同时约3200万年轻美国人达到投票年龄”。

这一论据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近几年发生的“新老更替”，其实对两党皆是利弊均沾，不仅是对共和党。只要扪心自问，究竟有多少年轻选民会对垂垂老矣的拜登青睐有加，就一清二楚。正如盖伦本人所承认的，“许多年轻选民都对民主与共和两党不屑一顾”。

我们只有先回到两党的施政方针，并做进一步对比分析，方更理智，切忌不能以情感代替客观认知，以意图代替事实分析。虽然从情感上，可以理解他们不乐见特朗普卷土重来，二进白宫，但必须清醒意识到，现实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方面最好的教训，恐怕非2016年美国大选莫属。当时，绝大多数民主党人都认为特朗普毫无胜算，结果无不大跌眼镜。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欧洲到美国，如山呼海啸般涌来的右翼民粹主义风潮。英国广播公司（BBC）2016年统计显示，12个欧洲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影响力正急剧扩大，就连经济发达并堪称民主社会主义治理典范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一直作为反击右翼民粹主义大本营的奥地利和德国，都未能幸免。对此，笔者曾在2016年前后陆续发表数篇学术文章，尝试揭示欧美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及背后原因，并将特朗普的入主白宫，视为“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复兴态势”的重要标志。

直至今日，笔者认为当年分析的原因依然未过时，毋宁是愈演愈烈。所以，笔者认为，只有认真反思这一现象及其原因，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狂潮，并找出化解之道。

首先，经济因素显然至关重要。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和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2016年的新书《全球不平等》中，以大量数据直观展示从1988年至2008年，也就是全球化高速发展的20年间，全球实际收入变化的研究成果。其中两项数据和结论最引人关注：一是亚洲的穷人和中产阶级成了全球化最大赢家，而老牌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则是最大输家。二是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成了全球化当之无愧的赢家，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美国，其次是西欧、日本等。可见，在过去20年中，发达国家内部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显然全球化加剧了这一变化。

综上可知，这一轮全球化运动中，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与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才是福山2016年2月在德国柏林演讲时所指出的全球化赢家。与此相对的，则是收入几乎停滞不前的西方中下阶层，也就是福山所说的全球化输家。他们怎可能不对全球化运动心存怨恨呢？这最终令民众不仅对占领华尔街这类的左翼民粹主义深表同情，更对抵制全球化、排斥外来文化及大量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青睐有加。

所以，经济因素是导致他们彻底转向右翼民粹主义，以重塑民族主义、热衷威权主义的深层原因和动力所在，只不过这一动力隐蔽在排外及文化宣传上的一种新政治形态罢了。最能体现这一新型政治动态，并让特朗普一呼百应的口号，显然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此次大选，特朗普依然重提这一口号的秘诀亦在于此。

移民认同与文化冲突成主要挑战

一言以蔽之，至少可以公允地说，经济因素是且依然是，右翼民粹复兴的主要动力所在。只不过这次的中产阶层，不像二战前出于对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失业、破产的强烈不满与反弹，只是对全球化运动的极度失落、失望产生逆反罢了。

其二，是移民风潮以及难民危机所带来的文化及安全冲击。随着战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带动全球人员大规模流动，世界各地移民蜂拥而入欧洲，美墨边境徘徊着成千上万的南美移民，也同样对美国传统文化形成强烈冲击。对此，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已经多次表达隐忧。虽然该论点饱受抨击，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关移民身份认同以及文化冲突的问题，已成为欧美社会主要挑战之一；尤其是当这一矛盾在文化和价值观上，也就是在主张奉行多元化、接受难民、反对同化外来族群的欧美主流精英，和拒绝多元化、反对接受难民、保卫文化传统的右翼民粹主义之间，形成严重政治分野之时。

没有能顺利融入主流文化的少数群体，表达抗议和愤怒的方式，又反过来会刺激、促使多数民族更进一步反弹，以至于他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怀念，对身份及宗教认同越来越支持，最终令欧美右翼民粹政党势力日渐坐大。也正是在这意义上，密歇根大学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和哈佛肯尼迪学院学者诺里斯（Pippa Norris）才倾向认为，文化因素是支持右翼民粹政党的主要驱动力。

美国著名印度裔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就在2016年11／12月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特朗普的政治天赋，使他意识到许多共和党选民已经对标准的共和党福音（the standard party gospel）诸如自由贸易、减税、更少监管，不为所动，而毋宁对传统文化遭到冲击后之恐惧（cultural fears）和民族主义情绪（nationalist sentiment）更感兴趣。所以，特朗普谈论最多的，除了重振美国经济，就是移民问题，因为他意识到，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才能让所有右翼民粹主义者得到高度统一；在其他社会问题上，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很难真正地统一起来。

因此，特朗普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他让支持者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划入“白人身份运动”（white identity movement）的阵营。

综上，笔者认为，摆在西方主流政治精英面前的艰难抉择，不仅是对右翼民粹主义这一现象应予以高度警惕，冷静分析，而且应对右翼民粹者所提出的问题与挑战，认真鉴别，灵活、务实以对。因为西方右翼民粹者所激烈反对的，无论是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不均，抑或移民（难民）大量涌入的问题，都是西方目前最棘手、最迫切须要解决的焦点所在，都值得深入反思、反省并亟待改变。

遗憾的是，直至今天，我们不仅看不到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采取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应对之，反倒是目睹美墨边境上愈演愈烈的闹剧。这恐怕就是今天特朗普大有重返白宫之势的深层原因吧。

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