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为什么不能用13年前对待突尼斯自焚者的切入角度，来分析美国两青年的自焚抗议，非得从本人的心理历程成长史挖掘“原因”？只有一个解释：他们已经不敢面对美国的现实，因为这一现实正是他们勠力参与并推动形成的局面。

今年2月到4月两个月内，美国发生两起自焚案，都是抗议，但抗议标的并不相同。曾几何时，世界上所有的自焚案都发生在需要美国拯救的国家，比如1963年6月11日越南僧人释广德自焚，与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贩自焚，美国《纽约时报》对此的报道堪称同类分析的经典模本。如今美国出了两名自焚者，《纽约时报》当然不会缺席。比较一下该报对当今美国自焚者与当年对他国自焚者之分析，发人深省。

两自焚者共同点：对今日美国的绝望

从两位美国青年的遗书内容来看，他们选择自焚的原因很不相同。

据《纽约时报》在《美国飞行员曲折之路以自焚抗议以色列结束》（2月28日）一文介绍，2月25日在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前自焚抗议的美国空军现役军官亚伦·布什内尔（Aaron Bushnell），出身于保守主义家庭。据其朋友介绍，他参军前，思想经历了一个急转弯，从保守信仰走向极左的无政府主义、反帝国主义价值观，留下的遗言是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我将不再与种族灭绝者为伍”“解放巴勒斯坦！”

4月19日，37岁的马克斯·阿扎里洛（Max Azzarello）在前总统特朗普受审的曼哈顿法院对面自焚身亡。根据公开记录和他的LinkedIn页面，他是一名注册民主党人，2005年至2009年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2012年获得罗格斯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硕士学位。他的遗言像一份政治宣言，声称“我们身处一个极权主义的末日邪教之中”，美国面临“枪杆子下的盗贼统治”，警告即将发生的“世界末日法西斯世界政变”，控诉对象包括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小布什与克林顿。媒体只能引用纽约警方的说法，阿扎里洛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布阴谋论和攻击权贵、社交媒体公司和机构，还将冠病大流行称为“经济末日装置”。《纽约时报》4月19日对他的报道标题是《被阴谋论占据生活之人在公众注视下熊熊燃烧》，称“他的偏执让他走上了一条黑暗道路”。

两份遗言的重要内容，《纽约时报》报道都未引用，却热衷发表评论。

两位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亚伦的抗议比较具体，主要是美国政府的以色列政策。了解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美国两党都不敢开罪。2004年，小布什总统通过《全球反犹太主义审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之后，从此犹太人成为享有美国法律保护免受批评的信仰族群。去年10月开始的以哈战争，直接导致美国的“犹太受害者”叙事崩盘，左派内部因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而严重分裂。哈佛—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在去年12月9日至16日进行的调查发现，在18岁至24岁的美国人当中，有73%的人认为犹太人是压迫者。美国各地反以挺巴（哈）风潮迭起，此刻正在发生的是从4月中旬开始，于哥伦比亚大学反犹学生的占领运动。他们宣布占领学校，改名为“人民大学”，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和加大柏克莱分校学生随之响应，全美校园反犹反以挺巴浪潮方兴未艾。

但现在美国政府由民主党执政，该党陷入两难处境：不支持以色列，就会失去犹太大金主的巨额政治捐助；不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就会遭到本党75%以上人的反对。华府政圈的解决方案是同时支持以巴：4月19日，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对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和加沙的对外援助法案。这个法案表示：美国华府政客既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自然会攻击加沙，因为哈马斯就在那），又支持加沙人民（但哈马斯成员分散在加沙人民里面）。华府政客认为，这个法案既满足了犹太金主的要求，又保住犹太人的民主党选票，还维护了美国支持受害者加沙人民的道义形象——花这么大篇幅谈美国的犹太人问题，只是想让读者明白，反犹在美国政圈仍然是不可触碰之禁忌。

阿扎里洛遗言中涉及的则是非常广阔的美国社会问题。从时间上来说，从小布什时期开始直到拜登政府，延续了两党五位美国总统共20多年；从空间上来说，包含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与传媒界，乃至多数美国人还未卷入其中的加密货币。阿扎里洛遗言里谈的一切，并非凭空虚构，确是美国近年存在并恶化的问题，散见于各种报道与社交媒体。阿扎里洛关心美国，自然非常焦虑，认为自己成了美国连续剧《辛普森一家·打破偶像的丽莎》这个单元剧中的丽莎·辛普森。她试图揭露所居小镇的创始人杰比迪亚·斯普林菲尔德是一名隐藏的犯罪骗子，镇上居民的生活都是谎言，但居民却对她充满敌意、冷漠、怀疑和党派偏见。

对他国与本国自焚者褒贬不一

两位自焚者的遗书表明，他们有着强烈的信仰和清晰价值观，都是美国当前政治的批判者和绝望者，想用自己的死表达愤怒和抗议。但美国媒体对这两名自焚者的报道，重点都是评述他们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对遗言都只用几句评论轻轻带过。如果对美国媒体报道各国自焚者的历史不了解，当然不会觉得异常。但本人毕竟出版过两本研究中国内宣与大外宣的专著，很容易识别出问题在哪。

有对比才能有鉴别。越战时期对自焚僧人的报道，是60年前的故事，但2010年供职《纽约时报》的记者、编辑应该大都还在，对比当年《纽约时报》是如何报道那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事件比较合适。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事件，掀开了茉莉花革命的序幕。对他的生平，所有媒体都只介绍几点：1984年3月29日出生，是突尼斯的贫民，靠摆地摊为生。没任何媒体对他的成长历程与精神状态感兴趣。《纽约时报》在《一场自焚如何引发一场革命》（2011年1月21日）这篇分析性报道中，针对当时阿拉伯世界反对自焚的口号“不要燃烧你们的身体”，强调自焚的政治意义。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就提问：“是什么驱使一个普通人自焚？”然后再列举一系列事件：“以自焚作为政治抗议并不新鲜。许多美国人都记得1963年越南战争期间，佛教僧侣释广德在西贡自焚的可怕画面……在欧洲，20岁的捷克人扬·帕拉赫于1969年苏联入侵捷克几个月后，在布拉格自焚身亡，他被视为反共产主义斗争的烈士。在西藏、印度、土耳其和其他地方，一些不太知名的抗议者死于大火。在中国，佛教徒自焚已有至少1600年的历史。”

在分析了释广德自焚事件存在争议之后，作者对其他所有抗议都肯定是“政治或社会抗议”，比如“这些国家的腐败和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巨大的鸿沟”“最近的阿拉伯自焚者似乎更多是出于对其社会和经济困境的愤怒和绝望。他们是因为社会不公和其他原因而自杀。他们的死亡责任在于他们国家的统治者”。

本文重点不在于这篇报道的分析是否合理——我认为从社会环境找原因是正确的——而在于《纽约时报》（不止这家美媒）为什么不能用13年前对待突尼斯自焚者的切入角度，来分析美国两名青年的自焚抗议。不从社会政治层面挖掘根源，却非得从本人的心理历程成长史挖掘“原因”？只有一个解释：他们已经不敢面对美国的现实，因为这一现实正是他们勠力参与并推动形成的局面。

但愿美国媒体不要因为坚守所谓“政治正确”，而忘记普利策那句“新闻记者要做船头的瞭望者”的警句，认真思考一下美国这两起自焚抗议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这种“发生在他国就是政治抗议，发生在本国就是自焚者有精神问题”的报道方式，有违新闻伦理。

作者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