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生活在后病毒的世界中。对美国来说，进入这个世界的过程可谓突然，才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事而已。2019冠状病毒来袭前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

一旦你适应了这一现实，许多事情就变得清晰，包括如何抵挡当下来势汹汹的病毒，如何在未来更黑暗的日子中保护我们自己，以及如何负责任地重启经济。有了正确的理解，我们就能合理地重建，让世界更具韧性，更加公平。

2020年伊始，我们认为随机大量死亡不会发生。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传染病始终是一个威胁，与传染病的斗争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到19世纪中叶，科学开始赢得上风，压制了霍乱等疾病。

20世纪初，欧洲人学会了如何遏制疟疾和黄热病的伤害，至少对他们自己是如此。1940年代，青霉素和链霉素得到了广泛使用。天花、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水痘的儿童疫苗接踵而至。

从接种天花疫苗的发明和消灭天花的这两个世纪里，科学逐渐主宰环境。诚然，也有新的疾病出现，例如，从1980年代初开始蹂躏一些社区和国家的爱之病。但普遍的观点是，这些卫生紧急状况固然须要投入资源并予以关注，却不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的组织的核心。

冠病的全球影响宣告这一观点已经过时。随机大量死亡卷土重来，这一现实将主宰一切，原因有二。

首先，更广泛地说，这不是第一种冠状病毒，包括沙斯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在内，它是千禧年之后出现的几种冠状病毒致命变种之一。没有理由认为2019冠状病毒会是最后一种。

其次，这种特殊的冠状病毒的致命性来自其具体的特点：它具有高度传染性，甚至可由无症状的人传播。而且，虽然许多感染了2019冠状病毒的人只会出现轻微症状，但它似乎最有可能导致年长者和那些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死亡。

然而，未来的冠状病毒就一定都会有类似的特点吗？从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到导致沙斯和MERS的致命病毒，其他冠状病毒都不是这样。考虑到我们的科学认识还很薄弱，未来的冠状病毒极有可能会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对年轻人的致命性高于年长者，或者它也有可能对儿童更加致命。

一旦你有了这种想法，就不可能相信我们可以回到前病毒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有的投资，以及我们组织自己的方式，都将受到我们是否能免于冠病及后继病毒的伤害，还是在病毒面前变得更加不堪一击的影响。

有了这一认识，有几点就会变得清晰，甚至在艰难而悲惨的时刻，也可能使人安心。

美国和欧洲在准备方面的投入显然严重不足，包括相关的科学和如何应用，而冠病可能会对西方造成毁灭性打击。但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可用的科技。毕竟，中国在经过了两个月的封锁之后，最终成功遏制了疫情；台湾也不逊色；韩国则在经过了看似极度危险的时刻后，成功稳住了局面。

西方变得脆弱并非因为它缺少科技；相反，这是冠病与其社会结构和医疗保健服务相互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在美国，病毒便是利用不平等的社会和支离破碎的卫生系统而得以肆虐。

我们拥有足够的武器反击，但有太多的武器指向了错误的方向，它们是为了应对此前小得多的危机而精准设计的，比如飓风。具有强大能力的组织被失败的领导人所阻碍：不能收集必要的情报，不能充分的协调，甚至不能以一致的方式使用数据来做决策。

这一阶段不会持续太久。很快，我们将学会如何全力反击，克服冠病。然后，我们可以开始重建一套更具韧性的信息、决策和医疗保健体系。作为这一目标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承诺，发展和运用每一个科学和组织理念，以增加我们孩子和邻居孩子的生存机会。

最终，我们将在后病毒世界中获胜。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缩短它的最好方法是认识到，回归“正常”不再是一个选项。

作者Simon Johnson是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现与雷特塞夫·莱维（Retsef Levi）担任“2019冠状病毒疾病政策联盟”（COVID-19 Policy Alliance）的联合主席

该联盟专注于提供可采取行动的情报和行动建议，以减轻大流行对人类造成的伤害。

英文原题：Welcome to the Post-Viru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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