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自去年底在武汉爆发以来，经历多国政府多月以来以高压手段的“德拉古式”抗疫，本来有放缓趋势，却又接连爆出第二波疫情的出现。中国大陆近日出现多宗本土个案，吉林省吉林市政府更宣布封城以冀堵截传播链。被奉为全球抗疫典范的韩国，在多周未有新增本土个案后，亦出现首尔梨泰院的感染群组。香港在23日没有本土个案后，亦于周二（12日）“断缆”，出现两宗本地个案，或有隐形社区传播链。

世卫突发卫生事件计划执行主任瑞安（Mike Ryan）日前更指出，新冠病毒有可能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般，成为全球风土病且永远不会消失。其更认为要找出有效对付病毒的疫苗相当困难，即使成功研发疫苗亦可能只会如麻疹一样，不可能完全消失。面对疫情禁之不绝，疫苗遥遥无期，各国政府亦面对解封与重封之间的两难。国际经合组织（OECD）指已发展经济体的社交距离措施令该国经济每月收缩2%，当中主要经济体年内更会预见25%经济收缩。

面对如此重大的经济损失，长期施行“德拉古式”的禁足、停市、封城等政令，似乎并非长远可行的方法。不少政府也因此将焦点再转移到疫情爆发以来，至今仍未实施任何强硬禁令的瑞典寻求答案。瑞典从一开始便走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其并未有实施停市停课的禁令，餐厅酒吧如常营业，学生在校园亦仅需依从社交距离，限聚令人数亦维持于50以上。瑞典政府虽然呼吁国民在家工作、避免聚会、保持社交距离，但大多措施只属自愿性质。

北欧恢复经济活动

瑞典的人均染疫死亡数字虽比其他采用较严厉手段的北欧邻国为高，虽相较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仍然为低。瑞典政府虽未曾正式承认其是以“群体免疫”为目标，但领导瑞典抗疫战的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却估计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或在本月底便能实现“群体免疫”。斯德哥尔摩大学数学家布里顿（Tom Britton）亦估计，6月中旬斯市的免疫群体占人口将达至40%之时，便足以遏制病毒传播。

本来“群体免疫”的始作俑者为英国约翰逊政府。其于3月疫情爆发之初仍迟迟未肯停市停课引来外界质疑，其首席科学顾问帕瓦伦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更提出“群体免疫”论，指让全国三份之二人口染病而令国民产生抗体，说法更引来全球哗然。及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警告，英国若采取群体免疫的做法将导致25万人死亡。其后政府急急改辕易辙，约翰逊本人亦服感染生命一度危在旦夕，最终“群体免疫”论亦不了了之。

随着疫情反覆禁之不绝，不少国家经济亦陷入崩溃边缘，各国政府亦不得不再重新检视曾受天下人唾弃的“群体免疫”法。瑞典的北欧邻国虽仍未解除疫情威胁，却已逐步放宽隔离措施，以恢复某程度的经济活动。韩国虽然出现梨泰院感染群组，文在寅政府亦未有重新实施强硬的隔离禁令。仍受疫情蹂躏的美国，在总统特朗普支持下不少州份亦开始某程度解封，希望复工复产以把美国从经济崩溃边缘挽救过来。

特朗普政府乏公信力

不过各国跟随“瑞典模式”时，亦必须警惕其利弊。瑞典一开始未有及时准备充足的个人防护装备，疫情因而于疗养院及老人院中快速扩散，令该国长者的死亡人数占大多数。另外其染疫群体亦集中于较为贫穷，大多从事服务业，无法在家工作的移民人口。此类弱势群体最易受疫症打击，即便是社会福利制度誉满全球的瑞典似乎亦不能避免。不过亦正正因其社福医疗体系稳健，民主制度成熟，国民对政府信任度高，政府因此亦毋须强制施行隔离令。

瑞典的社会土壤及条件，未必能给如美国等其他国家直接借用。美国社会本来便对政治体制高度不信任，就算政府推出隔离令亦被渲染为阴谋论，认为是党派为谋取个人利益攻击政敌的阴险图谋，甚至是盖茨欲以疫苗毒害美国人，或是美国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欲推翻特朗普的阴谋。各州的隔离令亦受当地不少人抵制，甚至组织示威持枪闯入州议会大楼。对此社会高度分化，人民对政府信任奇低，要有效施行抗疫政策自然百上加斤。

若世卫专家所言属实，那此狡猾难缠的新冠病毒将会伴随人类一段长时间。对此各国政府必须及早制订一套可持续，长远而灵活的防疫抗疫政策。瑞典式的“群体免疫”法或可供参考，然而仍须视乎各国不同的实际疫情及社会土壤因地制宜。除了抗击疫潮及挽救经济的短期目标外，保护自然生态及野生动物，改变人类以往的消费模式，长远而言亦至关重要，否则人类纵使最终会对此新冠病毒产生抗体，亦不可能因此对日后的疫潮及自然灾难群体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