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一直以来是中国大陆对外文化宣传的重要元素，近年却衍生不少“民间武术大师”乱象。台湾学者分析，这反映出武术虽象征民族情感，却已不具备实质抗击打能力的内在逻辑矛盾，使官方在治理上面对复杂考量。

从李小龙到电影《卧虎藏龙》，武术一直被视为代表中国的重要文化符号。不少外国人也被武术吸引，前往少林寺、武当山“取经”；中国更一直积极争取，让武术成为奥运项目。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蔡文轩与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专任讲师林政纬，近年梳理史料，并访问多位中国大陆武术界人士、相关官员，尝试以政治学视角，解读武术在中国不同时期国家治理功能上，扮演什么角色。

蔡文轩星期三（11月15日）在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演讲上指出，自民国初年开始，武术就被军阀做为凝聚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的重要元素，“国族建构”功能显著。

但他说，在1949年之后，大陆政府开始强调建设新中国，而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自然必须减弱传统武术的抗击打特质。

因此，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大陆逐渐将武术改造为强身健体的体育、舞蹈，发展出改良版太极拳、广播体操等产物；而文化大革命时期，更进一步将传统武术视为旧中国元素，加强扫荡。

蔡文轩指出，直到1980年代，大陆才开始尝试以理性化角度，消去传统武术的神秘主义色彩，并建立管理制度；在维持传统武术文化、表演性质的同时，也开始由国家体委牵头，研拟出具搏击技巧的现代武术“散打”。

在此背景下，大陆从1990年代开始将武术视为文化输出的软实力，积极争取成为正式奥运项目。

但蔡文轩也提到，由于官方近年来大力以武术倡导文化自信，难免衍生出像“浑元形意太极门掌门人马保国”之类的民间武术大师乱象，官方加以整治的同时，仍要兼顾对外文化传播效果。

他认为，正因为武术与中国百年国耻、社会治理、社会改造，还有全球化、走出去战略息息相关，才使得大陆的武术治理如此复杂，并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