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通过损害企业的职业培训，又影响到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正是这种排斥性的教育体制，影响了劳动力供给质量。这已构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只能处于社会底端，从事最简单的工种，变相剥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难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特指1980年后出生的中国青年农民工这一群体，概念最早出现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总人数已达约1亿，占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未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必然会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和城镇化推进的主力军。

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形象表面相差不大，学历也相对较高。反倒是这些政治身份属农民的年轻人，事实上与农业并无太多交集。该群体缺乏对农村农业的认同感，趋向于城市生活消费习惯，脱嵌（disembedding）于乡土生活——在客观上缺乏农业劳动技能，在主观上乡土情结减弱，更向往城市生活，对城市的认同已超过对农村。但受制于主客观原因，该群体在城市的发展中，仍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失业问题严重。在我主持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严重的就业困境。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率只有75.2%。过高的失业率不仅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发展，也不利于城乡融合与社会稳定。从分析未工作的原因来看，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最主要阻力，既来自他们的高预期与低耐受力，也来自沉重的家庭负担。在这一群体中，女性占据很大比重，然而女性的低平均年龄与高新婚率，共同导致了有相当多女性面临怀孕、哺乳以及抚养儿童等家庭生活负担，因而难以外出就业，并可能连带影响到家庭中男性的就业。

第二，表现为就业的多元化和正规化趋势显著，然总体仍处于较低层面。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职业与行业结构，从早期的集中化、低端化向多元化、专业化与正式化发展，就业人员呈现出从商贩、保洁、建筑等传统农民工职业，向商业服务业与生产、运输等现代职业的分流趋向。同时，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走上专业技术岗位以及领导岗位，实现“高级就业”。但这种转变，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低端、分散的批发零售依然是最主要的就业行业，个体工商户也依然是就业的主体。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较前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与综合素质有明显提高，但在同城市本地居民的就业竞争中，素质竞争力依然处于下风。尤其是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大背景下，学历层次更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更难进入诸如党政机关、国企以及外企等热门单位。

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外

第三，就业限制问题客观存在。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受制于户籍制度，新生代农民工在申请企业经营、个人信用和融资方面有困难，甚至就业方面也受到明显不公，如北京的网约车司机就需本地户口。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与社会保障趋于恶化。他们虽在工作时间、强度等方面有所改善，拥有“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的人员比重上升，但在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障参与率等方面却不增反降。劳务派遣用工、小时工泛滥。

第五，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面临两难困境。首先表现为，虽然他们有强烈融城意愿，但高房价与低收入之间引发的住房支付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调查数据表明，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只能承受每平方米5000元（人民币，约929新元）以下的房价。因此，即使住宅商品房市场所提供的大量供给，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低收入而言，都无法形成有效需求。

其次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住房保障体系之外。2006年至今，国务院、住建部与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虽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提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相关指导意见。但由于政策的碎片化、连续性不足等原因，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制约，难以发挥效力，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排斥在保障房体系之外。

第六，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成家并非易事，主要是因为难以结交合适的异性。首先是工作时间过长，缺乏时间结交异性；其次是假期较少，五一、十一假期都可能加班。因此留给他们的休闲娱乐时间并不充裕；其三，他们参与社交活动的可能性较小。由于他们的工作多是体力劳动，体能消耗大，因此在有限的休息时间内，往往选择休息来恢复因高强度体力工作而导致的身心俱疲，这也导致他们在非工作时间难以结交到合适的异性；其四，工种的不同导致男女员工工作场所不同，互相结交并发展关系的机会很少；其五，恋爱支出也是不堪承受之重。

第七，子女被城市接纳度低。受制于当前的户籍制度，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子女，被排斥在义务教育保障体系之外。虽然各地确实给予他们子女一定的公办学校名额，但同时附加了很多限定条件。这就决定了，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无法获得公办学校名额。他们要么回乡成为留守儿童，要么留在父母务工地，进入收费高、质量却缺乏保障的民办学校。

第八，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还存在45岁危机现象。这主要表现为用工方明确表示，招工年龄上限为45岁。这在服务业、制造业和物流业最为明显。新生代农民工中，最年长者在2023年已43岁。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80后新生代农民工也将面临45岁困境，而不得不逐步退出城市回到家乡。

变相的隔离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是多因素叠加的产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无可否认，他们自身的因素也是造成困境的重要原因。虽然很多人拥有高中乃至高职文凭，但实际上大多数并没有一技之长，只是拿着一个空壳学历。此外，大多数人坦承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规划，更没有通过进修，来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的动力。

客观因素方面，制度因素是重要原因。首先表现为，长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困境。无可否认，虽然中国现在存在“农村哪里有劳动力，年轻劳动力都进城了”的客观事实，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所采取的是城乡二元化户籍这种变相的城乡隔离制度。按照社会学家帕金（Frank Parkin）的集体排他理论，这种制度就是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之外。

在这种制度下，事实上包括本地人和地方政府对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是缺乏认同感的。尤其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缺乏接纳外地人的内在动力。正是基于此，决定了从农村或其他小城镇走进城的年轻劳动力，仅仅只是“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

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质量的影响。由于户籍制度首先制约了政府和劳动者，对于劳动力本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是基于户籍的，对于非户籍人口不能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同时，企业由于顾虑到劳动者的流动性——由于缺乏户籍，缺乏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农民工群体缺乏归属感，必须会更倾向于在不同城市间流动——也不愿意对劳动者提供教育培训。户籍制度通过损害企业的职业培训，又影响到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正是这种排斥性的教育体制，影响了劳动力供给质量。这已构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阻碍。

这就使得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只能处于社会底端，从事最简单的工种，变相剥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使得迁移流动人口难以市民化。

此外，户籍制度对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强依附性，固化了社会分层。户籍制度改革过慢，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内部形成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二元结构，进而使得中国形成典型的三元社会结构。同时，在不同地区间的户籍壁垒，也使得公共管理服务和社会分化，在空间上也表现为碎片化的趋势。

其次表现为，由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困境。与二元户籍制度紧密相连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深深桎梏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思维方式。农民传统上靠土地保障生存，但在二元户籍制度下，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老家有土地保障，因而对城市里的社保要求不高、信息不明；另一方面是长期城乡社保的转续性、流动性差，使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意识淡薄。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