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时新闻网“时论广场”

作者：淡志隆

知名英裔美籍人文社会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于25日辞世，是汉学研究界的一大损失。史氏对中国近代史有其独到观察，例如在所著《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 from 1620－1969》（中译“改变中国”）一书中指出，自明朝起，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些借进步的医疗或科学知识作为接近中国人工具的西方人士，多以救世主心态看待落后的中国，说服中国人必须改信基督教才能和洋人一样开化，试图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史景迁认为，西方人自认优越且目标崇高，而以专业技术粉饰意识形态，企图强迫中国全盘接受，在这种心态下，他们的建议是中国所迫切需要的而师出有名，也更是行善的作为而充满正当性。当时“改变中国”的内涵，虽以中国基督教化为目的，却也因此显现“君临中国”的心态。

史景迁虽由人文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但对西方视中国为待救赎的国家并试图改变中国的历史，并未做出是非成败的评价。晚清朝廷的短视傲慢且无视自身腐败，或许是列强认为教化“改变中国”不如武力“征服中国”更快速有效，且更能自中国获得主权与经贸利益的原因。但“改变中国”此一“高道德”目标仍被强邻日本撷取，将侵略中国的行为美化为中国必须改变后才能在“兴亚主义”下，一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改变中国”虽以联合对抗西方为名，实则要将中国纳入控制，以夺取中国的土地与资源。

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以强对弱、文明对落后的高姿态为出发点，无论是真有将中国改变为文明国家的善意，或是以之为名行侵略之实，最终目的都是要从中国获取利益。美国197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除为联合对抗苏联外，争取中国庞大市场也是重要原因，但前提是资本主义须进入中国。在独裁政权可因资本主义而更开放、新兴中产阶级可成为制衡专政力量的期待下，美国企图借交往（engagement）促使中国由经济开放进一步产生政治质变，可谓进化版的改变中国。

中国并非不知美国的企图，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抵制西方影响力的口号。在经济与军事力高速成长令美国深感威胁后，特朗普改采取对抗的策略，拜登的“竞争”仍延续抑制中国崛起的目标只是在战术上有所调整。虽然多年来借交往以改变中国的目标已无异宣告终止，但针对中国人权、贸易、军事等面向进行的制裁与对抗，仍无疑是借单边或多边体制，迫使中国朝美国所定义方向改变的措施。

杨洁篪今年3月在中美高层对话时说出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语，反映了中国对西方不断试图依自身文化与价值标准进行“改变中国”的不耐与反扑。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反中、抗中氛围下，史景迁就西方国家百余年来对中国的高姿态与政策演变的观察，对当前局势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