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囯:敏感话题与大学课堂的博弈

时间:2021-12-21 07:1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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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一名教师因为课堂上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似乎被学生掐头去尾的视频变成一起社会关注的事件。几年前,中国一名大学教师因为涉及“四大发明”真实性的言论被学生举报,也成为新闻事件。

在美国,2021年9月,密歇根大学一名华裔教授因为在课堂上放映了一部白人明星把皮肤涂黑扮演黑人的老电影,而引起学生投诉,到11月,校方最终决定对该名教授不予惩处。

类似的事笔者也经历过。几年前,笔者曾布置美国学生研读英籍华人作家张戎具有颠复性,也颇具争议的慈禧太后新传。在课堂上,笔者说了一句,这本书的叙事和评价对慈禧太后似乎太过于正面和同情,或许因为作者本人是女性。过后就接到一名美国女生的邮件,指出这句话是不恰当的。

在另一名笔者主讲的涉及中国女性与革命的讨论课上,在提到女性是否应该获得额外的、平权性质的机会以促进发展,学生全部默不作声。事后,一个学习认真、思考深入的美国男生专门来找笔者解释说,这个讨论题目非常敏感,这就是大家都不敢发言的原因。

就敏感话题而言,中国和美国的大学课堂有各自的话题雷区。从中国的案例来看,不论是“四大发明”还是“南京大屠杀”,都涉及民族主义、民族情感这个当代中国的核心议题,而这一议题又恰恰最容易刺激中国国内青年大学生的神经。

在美国,笔者在课堂上批评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和亚洲的错误认知及偏见,从来不会引起学生的反弹,一旦涉及性别问题,就会遇到沉默或抗议;密歇根大学的那名华人教授,则意外踏入了种族这个在美国人视为高度敏感的雷区。

不同语境中的敏感性

因此,一个美国教育学在读博士候选人通过邮件和视频方式,对笔者进行访谈,并一直和笔者交流“历史教育中的敏感问题”这个博士论文主题时,笔者一再向她强调:敏感性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就像上述以及其他一些例子综合显示的,中国国内针对大学教授的投诉,几乎全部集中于和民族主义,以及某些国内政治话题相关的教师言论。

事实上,从媒体报道来看,几乎没有听说哪个中国大学教授因为涉及性别的言论被投诉,因为在中国,这类话题的口头表达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即使某位教授说了在美国标准下显得过界的言论,学生也没有相应的敏感度。反过来,在美国人相对不太看重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美国的形象这些论题上,美国学生的敏感度就远不如他们对种族和性别议题的敏感度。

笔者还解释说,在美国的课堂上,一些在中国语境中被视为敏感的中国史事件,由于和美国人的社会政治现实相隔太远,学生不认为和自己有切身关联,也是完全脱敏,可以从多个角度客观讨论和研究,这和讨论美国国内的议题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不论中外,21世纪的大学文科课堂已经成为一个师生博弈的场域,而围绕教师言论和立场的斗争,会一直地持续下去。由于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意识已经深入大学生意识的深处,大学生和教师之间又因为年龄、阅历、背景和知识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彼此理解和包容,双方很容易陷入冲突。

当代大学生所拥有的技术手段,和在投诉行为中作为高等教育的“顾客”的强势身份,很容易把教师放在一个脆弱、难以自辩,甚至难以自保的位置上。笔者更在意的是这种新型的权力关系,以及教师的应对策略,而无意辨析和纠缠上述那些具体问题的答案和是非。

重要的是,不论是批评美国校园极左泛滥,还是指责中国大学告密成风,都改变不了一个共同的现实——市场经济下的大学,已经成为半学术和半商业的复合体。教授在学术意义上有一定权威,但在商业意义上仅是服务提供者,只能以这种复合身份面对学生。同样,学生既是刚刚成年的求知者,又是拿着钞票、审视所购买服务的顾客,这种特性也有内在矛盾性。

在这种矛盾,甚至身份错位的情况下,当代教师已经很难完全用过去那种单纯的教育启蒙者的姿态面对学生,而必须考虑自己言论的后果,即“听众”可能的、甚至常常意想不到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以学生是否学会,或者能否深入分析为中心的“教学行为”,应该同时被看成是广义的、考虑受众情感和政治倾向的“传播行为”。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这种双方日趋平等,而事实上不利于自己的权力关系中,更好地保护自己。

然而,如果教师完全以言论稳妥,确保自身安全为追求,势必有损教育者内心关于教育和启蒙,帮助学生深度思考的道德理想。这种期许,可能恰恰就是中国的一些被投诉的教师的真正动机。

笔者身边的美国本土教授,在教美国历史时,其实也责无旁贷地自认为要让学生了解高中课本里没有的、历史上复杂甚至黑暗的一面,虽然更多的是通过指定读物,而非自己放言高论的方式。另一个困境在于,教师在课堂上须要连续的口头表达,而又没有固定的“剧本”,有一些话可能只是临场即兴脱口而出。或许,多让学生讨论,少用自己的观点试图影响学生,也是一种策略。

在目前的情形下,笔者认为,大学教师作为现实中提供教育服务的大学雇员,还是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尽量不把自己置于脆弱和受攻击的位置上为好;同时也可以考虑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站在教师角度未能覆盖的视角。教师也不得不无奈地认识到,在当代文科课堂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场域,和更大的商业化教育环境中,台下学生群体鱼龙混杂,并不是,或不都是,值得交心的朋友。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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