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展

每年台湾主计总处公告薪资平均数与中位数的时候，总会掀起不同的争论。大家会拿各别行业的均值来调侃自己拉低了行业水平，舆论主轴则不外乎台湾的低薪问题——除了少数几种职业，大部分工作的待遇确实不怎么让人开心。

台湾薪资低迷是不争的事实，连带影响很多指标，显得台湾人的生活状况不好。例如房价所得比，在台北恐怕要不吃不喝15年才买得起房子；但另一方面，如果参考更多参数，在台湾生活其实也没那么惨，例如拿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台湾的表现又显得还不错。

简单来说，就是虽赚得少，但日常生活的物价，整体来说并不贵，要买到相同品质的必需品或服务，台湾人所须付出的代价，远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欧美低多了。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21年公布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在有关生活与福祉的11个领域中，台湾综合排在第17名，前三分别是挪威、澳大利亚及冰岛，其中“所得与财富”“就业与收入”与“居住条件”三项，台湾甚至拿下第三、第五和第九的排名。

看到这里，我想大部分台湾人是无感的，搞不好还忿忿不平，觉得这些国际评比竟可如此“何不食肉糜”，着实可恶。但话说回来，无论台湾人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很幸福，想必大部分会希望自己的薪水再高一些。毕竟，生在如此便利又资讯丰富的时代，物质的欲望太多，钱好像总是不够花。

台湾政府不知道是不是顺应民情，抑或是选举年又要到了，劳动部于10月初召开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便决议自2022年开始，基本工资上调到2万5250元新台币（约1233新元），涨幅达5.21％。虽然这已是过去10多年来增幅最大的一次，但这样的收入，要在大城市维持体面的生活，现实上还是不容易的。至于买房，更是做梦都不敢想了。

虽然这样的调涨看起来不算太多，但台湾传统工商界一如往常地跳脚，表示如此增加企业聘雇人力的成本，势必影响厂商的雇用意愿，影响就业率，然后导致经济衰退等。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站在以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及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角度，市场是充分竞争的，总是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平衡供需两造，若是政府以公权力介入，难免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这样的理论也被用于劳动市场，说明一旦工资调涨，企业可能为了节省成本而减少雇用员工，导致工人失业。没有了薪资就无法负担消费，又进一步压低需求，厂商只好也减少供给（生产），如此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诚然，完全竞争的市场，自然可以达到完全竞争下的效率。只不过，世界从来就不是按照假设的理想状态来运作的。现实中，太多的不对称与失衡，发生在资讯落差、权力结构不平等、经济的短期与长期波动，以及无数都快变成“新常态”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中。从一战后的凯恩斯学派到近晚的福利经济学，纷纷指出适当的政府干预，不只是nice to do（有更好）而是must do（必要）的手段。

202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对这方面有所贡献的学者：美国的卡德（David Card）、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因本斯（Guido Imbens）。

最低工资影响复杂

以卡德的研究来说，透过新泽西州与宾夕法尼亚州进行对照实验，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几乎不会对企业聘用雇员产生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就业人口并不会因此产生变化。这个发现与诸多先前的研究，特别是依循新古典主义的结论相反，透过实验与分析，并无证据支持工资的调涨，导致新泽西州的就业人数下滑。因此，涨工资并不会产生当年台湾国发会主委管中闵所称“不要说一颗卤蛋，连一粒米都无法下锅”的情况。

看到这儿，左派与进步派人士也先别叫好，社会学实验很讲究地域性和控制变因，新泽西州与宾州的实验结果，不尽然就可以很充分地用来解释台湾所面临的现状。原因可能有很多，个别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或因果性，也都有待进一步论证。

拿最低工资来说，香港最低时薪为37.5港元（6.55新元），台湾经过这次调涨后，基本时薪折合港元约为46.5港元，足足比香港高了25％。然而，根据2019年的数据，在香港领最低工资的就业人数仅7万5500，占总劳动人口不到2％。反观台湾，靠最低薪资勉强度日的比率高多了，这里面的结构性问题，也很值得深思。

再说，如果明年台湾第一季和第二季失业率有所攀升，也未必就与基本工资调涨有绝对的关联，疫情影响、分阶段进行的纾困方案和其他复杂的因素，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动态复杂性（dynamic complexity）的世界，很难用单一归因，去推论单一的结果，任何来自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因素交互作用，都会反映在现况并影响未来。

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前阵子公布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也颁给了研究复杂系统与气候变迁的学者，表扬他们对大气与气候的研究，以实证的方法，用科学模型解释温室气体与全球升温的关联，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再强调complexity。

这也是台湾很多媒体、名嘴与网络言论的通病，喜欢用简化的叙述，武断（又牵强）地把两个事件作出因果连结，偏偏很多时候，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调涨基本工资，照目前的趋势来看，仍是利大于弊的政策。虽然实质上对底层劳动人口能产生多少实质助益仍有待观察，但从宏观角度来看，至少诸多最新论证指出，政府出面调高基本工资，对产业的影响，绝对不若工商老板嚷嚷的那么严重。

而新古典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市场假说，企图让人相信资产阶级与成千上万的劳工一样，遵循市场机制，让看不见的手撮合供需以达最佳效率，这根本错得离谱。资产阶级与劳工从来就不在同样的水平线，议价能力也有天壤之别，以往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

调升薪资会造成资方降低雇用新人的意愿，这句话的另一面意思是：调降薪资，劳工也可以因为缺乏意愿而另谋新职；实际上并非如此。

资方可以压低薪资，但仍会有劳方屈就，让老板榨取该名劳工的剩余价值。唯有政府介入，以最低薪资来规定最起码的保障，才能改善最弱势者在劳动市场中的权益，更有甚者，还能创造就业机会。

综而言之，工资（对企业主来说是成本）永远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就像任何的社会议题一样，无论怎么做，总有人会不开心，而且可以据理力争，各说各话。

不过，若放眼更长远的发展，同样值得关注的恐怕是实质的工作机会，以及产业在转型的过程中，那些逐渐消失的传统岗位，以及无法及时跟上并掌握新科技的劳工。届时，基本薪资调得再高，资方（被迫）变得多么支持劳权，恐怕这群人还是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

届时，“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解决方案？这有赖更多的共识和高瞻远瞩的政策制定者，才有机会实践。

作者现任职于 联合国资讯与通讯科技办公室（OICT）， 派驻过曼谷，目前暂居台北

资方可以压低薪资，但仍会有劳方屈就，让老板榨取该名劳工的剩余价值。唯有政府介入，以最低薪资来规定最起码的保障，才能改善最弱势者在劳动市场中的权益，更有甚者，还能创造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