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沪声纸述

陈婧

jingchen@sph.com.sg

你有男朋友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不是在家族聚会，而是在工作面试时听到这个问题，令一位正在上海求职的朋友顿感错愕。她向提问的部门主管解释，自己虽然有正在交往的男友，但暂时不打算结婚，也不会因为家庭影响工作。

对方马上反驳：“怎么会没有影响呢？你年纪也不小了，家里肯定希望你快点结婚，婚后马上生小孩吧。我们这个项目周期大约是三年，如果你在关键时刻休产假，公司不是又得找人来顶替？”

朋友一时无言以对，就这样错失入职机会。虽然周围人安慰她，这种性别歧视的企业不去也罢，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让她对求职有了阴影，生怕再被问到婚育规划，“不如索性说自己是不婚主义”。

有调查显示，中国女性因生育而在工作上受影响的“生育惩罚”约持续两年时间。由于担心在职场受歧视，越来越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这也导致中国生育率持续降低。

中国官方前天（11日）公布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增速下滑至60多年来新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和生育率下降，将导致未来几年出生率进一步下降，意味着长期享受人口红利的中国，可能比预期更早面对人口萎缩带来的挑战。如何让女性多生孩子，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普查结果发布会上指出，去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即每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3个子女，已处于较低水平。但调查也显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人口普查数据出炉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实现家庭自主生育的呼声愈发高涨。不过，官方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并未显著回升，继续放宽生育政策能收到多大成效，还要打个问号。

“全面二孩”遇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项政策带给母亲的损失多于收益。女员工可能有两次生育，令企业在雇佣未生育或已生育过一胎的女性时更加谨慎。即便是生育过二胎的女员工，也要面对“花更多精力照顾子女”的质疑，职业规划可能因此受阻。和中国朋友聊天时，男性友人对二胎的顾虑多来自育儿成本提高，而女性在此基础上，还要担心自己是否会因此遭遇职场性别歧视。

传统观念中扮演看护者角色的女性，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越来越注重个人发展，造成家庭与社会角色间的矛盾，这直接反映在生育年龄延迟。据统计，从1990年至2015年，中国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从24.1岁推迟到26.3岁，没有结婚的“剩女”规模也增至600万。职业地位较高的女性，往往生育意愿较低。

有人担心，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女性只会越来越不想生育。难道要提高生育率，只能让女性都重返家庭？

事实上，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调查显示，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也有研究表明，性别平等和生育率之间呈“U形曲线”关系。虽然随着更多女性步入社会，生育率一开始会呈下降趋势，但当性别平等进一步提升时，生育率又会逐步上升。

全球公认男女最为平等的瑞典，也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个政府部门和议会中近半数都是女性的北欧国家，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8，仅次于法国的1.9。而女性就业率超过80％的冰岛，2019年总和生育率也达到1.7。

除了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北欧国家为孩童提供的良好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也使得不同阶段的女性都能安心生育子女。中国目前也在朝这个方向迈进，广东、黑龙江等地已经将产假延长至半年时间。不过，如何让这项福利不转嫁为企业的用工成本，进而导致对女性的职场歧视，则要靠政府进一步保障和协调。

延长职业女性育儿假、帮助女性产后重返职场和提供儿童照料服务，都有助于女性维持家庭、职业和自身发展的平衡，是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举措。中国女性当前生育意愿低下，既是这个人口大国男女平权初见成效的体现，也说明平权之路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