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疫情肆虐下，“病毒之前人人平等”成了某种警世箴言，但“会否接触病毒”，便不是人人皆然的前提。

从欧美到亚洲，2020年初波疫情来袭时，各国社会皆沿自身的阶级线，割裂出了浓淡不一的疫区。以美国为例，非裔与拉丁裔人群的染疫情况格外严重，原因在于其中有相对高比例的人口从事特定工作，无法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规范，例如超市员工、餐馆服务员等；或是无法承受一日不工作的生计损失，故只能冒着感染风险，在死神的镰刀下穿梭。

而在诸如巴西这类贫民窟丛生的拉美国家，情况便更为复杂。就防疫脆弱性观之，贫民窟乃是高风险地区，狭小的居住空间、欠佳的衞生境况、频繁外出的零工生计，尽是催化感染的温牀；然而政府对此处的照护往往最为疏漏，甚至可谓接近放弃边缘，许多病患自感染起，不只得不到象样医疗照护，甚至连检测机会也没有，由此成为统计上的漏网之鱼，遮掩了疫情的真实境况。

眼下深陷疫情烽火的印度，便是疏于将阶级不平等纳入防疫考虑，以致无数大城的中产阶级，尽沦第二波疫情的俘虏。

与现实有所冲突的血清报告

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印度卫生部门已委託学者专家，进行过3轮的血清调查。

而细究从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的数据，印度的疫情概况呈现以下图景：城市中的抗体携带者多于农村。学者由此判定，原因乃是新冠病毒病例首发于新德里等大城，进而由城市传播到村庄，这才导致城市居民的感染严重程度高于村庄。

尤其2020年9月起，印度政府公布的新冠统计数据显示，确诊病例数有所下降，恰好又与血清调查报告中，城市的高抗体数结果相符，学者自会将两者相联结，认为印度疫情之所以受控，是因城市疫情有所缓解、携带抗体人数上升所致。其进而推断，印度眼下最脆弱处，乃是农村未有抗体的人口们，故下波疫情的可能爆发地，便是幅员广袤、医疗卫生设备不足的农村地带。

然而，现实发展显然出乎学者意料。3月以来的疫情陡升，根源并非农村，而是被认为已逼近实现群体免疫的孟买、德里等大城。根据此前血清调查数据显示，城中居民应该已有极大比例带有新冠抗体，孟买城市贫民窟的血清抗体阳性率约为40%，市内小街区的抗体普及率高达75%，新德里的血清抗体阳性率也有56%。但纵有这般数据在前，这两大城仍在此次疫情中，出现了确诊案例的激增。以孟买为首府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经济发达，却贡献了印度60%的新病例，幷包办10大疫情重灾区中的8处。

在统计世界内，已受疫情肆虐的大城市，竟在现实世界出现了绝地反扑。如此反常发展的背后关键，便是围绕在各大城周遭的贫民窟，以及流徙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

疫情受控只是假象

2020年疫情初发时，印度政府出台了严厉的封锁政策，不少大城中产皆遵循“遥距工作”的防疫规范，故能逃过第一波疫情的魔爪；反观绵延成片的广大贫民窟，既少有医疗资源进驻，更未与大城享有同样的检测机会，非贫民窟样本羣体接受检测的可能性，乃是贫民窟样本羣体的4至6倍高。农民工更因生计难续，只能步行返乡，容易错过检测。

在此脉络下，诸多前述假设，皆因现实冲击而摇摇欲坠：由于检测集中中产，大城中产的抗体普及率高并不代表整个城市的抗体普及率高，但人们却有了城市整体抗体已然普及的错觉，就导致了人们愈加鬆懈。

更有甚者，印度新冠确诊数之所以自2020年9月起有所缓和，也不表示疫情已真正受控，而是诸多农民工返乡、贫民窟受检率低之故，待至封锁解禁、农民工归来，人口基数上升，过往潜伏在贫民窟的病毒逐步外溢，城市中产即使抗体普及率甚高，在愈来愈多带病人口“包围”的情况下，尚未有抗体的人也难以再受到保护。

换言之，在第二波疫情中受害的印度中产，多是第一波疫情中的倖存者，其出现得益于良好生活环境与隔离条件，与贫民窟、农民工相较，更有自我保护的本钱。如此分佈碰上不完全检测，便共构了印度疫情已然受控的假象，甚至让人有城市远比农村安全的错觉，故而竞选活动、宗教节庆、小区集会办得毫无顾忌，结果便是当今的新冠海啸再袭。

虽然这次单看数字，似乎是中产阶级遭殃居多，然而贫民窟、农民工等低下阶层的实际情况可能比中产更差——跟过去一般，由于检测可预计依然集中中产，“能见度”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能见度”低的低下阶层，也就因而遭到忽略。这，似乎是同一套阶级逻辑在两个不同时间段落上的重新演绎。

印度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统计的见树不见林，共同促成了此次悲剧。然而中产之外，广大无人闻问的贫民窟与农民工，仍要在茫茫疫海中自力更生，在生命的劳碌与苦痛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