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战略竞争法 中美走向持久战?

时间:2021-04-26 07:23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审时度势

近日,美国参议院新的立法《2021年战略竞争法》首次提出了广泛的战略,以遏制中国影响力在全球的扩张。该法得到美国两党跨党派的支持。

可以说,在美国,主张与中国进行竞争、对抗,甚至反华、反中就是一种政治正确。原本指望拜登上台后,中美两国间的强力竞争可以按下暂停键,但显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已经不允许拜登政府或是美国国会山,逆转此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基调。这应该是特朗普最大的政治遗产——无论特朗普犯下多少错误,在对华政策上他是对的。

中美如此这般的竞争,最终是否会走向持久战,甚至演变成新冷战?其中的关键,或许就在于美国政治圈能否打破三大迷思。

首先是对意识形态竞争的迷思。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差异,让部分美国人陷入迷思之中。在他们看来,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将是两国产生竞争、对抗的根本原因。

美国之所以迷信意识形态竞争,可以视为思维上的懒惰,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中美两国间是意识形态竞争,美苏般的冷战就会重新降临。作为上一次冷战的胜利者,美国只要重复过去对抗苏联的策略,历史必然再次终结,共产主义国家必然会走向失败。

这种迷思不仅让两国间的信任感无存,甚至会让任何简单举动都有被过度解读的可能。回想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关于如何削减核子武器的会谈,就因为彼此间的不信任而迟迟无法产生实质结果。

其次是对美国治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迷思。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主导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破坏;而且很多美国人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最符合美国利益,却似乎没有真正想过,这样的国际秩序是否真的存在过,以及是否真的符合当下的美国利益?

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美国的总统都试图为这个世界构建一个能够解决争端的和平机制。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很快破灭,而罗斯福的理念似乎得到落实,联合国及其他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在战后成立。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建立起来。

在政治层面上,这样的秩序意味着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基于开放社会的共同承诺而联系起来的秩序。在经济上,也必然是由旨在促进自由贸易体制和规范而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共同体。在结构上,至少也是名义上由平等的国家所组成的多边体系,并且能够真正为世界的和平构建有效解决争端的机制。

但实际上,这样一个理想化的国际秩序并未存在过。对这一秩序的迷恋是对美苏冷战秩序的无视,也是对美国在单极化秩序之下不断发动战争的漠视。事实上,美国至今仍然对如何结束阿富汗战争感到头痛。

忽视地缘政治现实

如果说拜登或其他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遏制与竞争,是为了保护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抵上可以视为维护美国单极化秩序或单一超级强权的辩护而已。

第三则是对民主价值的迷恋,而忽视地缘政治的现实。拜登上台以后不断以民主价值理念,号召其他国家参与美国对中国的竞争之中。民主价值的理念是不是解决全球发展的唯一价值理念?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新的强权协调》(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中指出,如今的世界走向多极体系,西方国家必须放弃二次大战以来企图建立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因为西方已没有这种物质与政治能量来推广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要尊重地缘政治的现实,把自由的、威权的强权都纳入协调机制中,共同协商国际事务。

在这个机制中,自由主义国家和威权国家还是会互相批评对方内政,但会形成谅解,知道哪些干预对方内政的行为是宪法上所不容许的。这个协调机制既把主要权力玩家纳入,又不像联合国安理会用制式化表决做决定,而透过协调非正式程序来达成共识。

换句话说,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才是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各国的矛盾、争端,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更何况,虽然所谓的民主化浪潮不断袭来,但如今的世界同样陷入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与贫富差距之中,并没有因为所谓的民主国家数量不断上升而变得更加平等。

可以说,上述三大迷思是美国必须打破的思想障碍。执着于中美对抗、竞争,甚至将其演变成持久战、新冷战,对世界绝对无益。

更何况,中国崛起的背后,绝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单一权力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其实是美国权力之外其他权力崛起的代表。这种崛起的趋势,实际上是自英国崛起以来,全球权力中心的再次转移而已——从英国、美国所代表的大西洋权力时代,向欧亚大陆权力时代转移。

这也是当前中美竞争中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正如中美在阿拉斯加对话前后,两国就已经开展“游说”之旅。美国的高级官员积极穿梭于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欧洲国家;中国则游走于中东、俄罗斯及亚细安部分国家。从地理上看,这俨然是以美国同盟体系为代表的跨大西洋体系,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形成的欧亚大陆经济集团之间,两大阵营的对垒。

然而,与其看作是这“两大阵营”的对垒,还不如说权力中心的转移。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只是欧亚大陆权力中心的崛起。这种崛起意味着多种治理模式的兴起,不再单纯以美国的政治体系为单一模式。即使同样是区域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治理模式,欧盟与亚细安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化路径。

这也是哈斯在上述文章中所强调的。国际社会的治理并没有单一、完美的解决方案。21世纪的世界需要新的协调机制,以推动大国共同维护国际稳定,并促进基于规则的秩序。这种协调机制成立的前提,就是正视全球不同区域间不同治理模式、政治制度的共同存在。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原本指望拜登上台后,中美两国间的强力竞争可以按下暂停键,但显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已经不允许拜登政府或美国国会山,逆转此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基调。这应该是特朗普最大的政治遗产——无论特朗普犯下多少错误,在对华政策上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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