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墙外

多年以前，中文书刊报章常见“西方歪风”这个词。那时道德黑白分明，我们直说人们行为不检、思想不正、头发太长、裙子太短等，并归咎于“西方不良风气的影响”。

1970年代，我在中学写作文时，这里一句“西方歪风”，那里一句“不良风气”，往往是取分之道。上了大学写论文时，我故技重施，不料换来洋老师严批，被指“用词不当，有失客观”。起初以为是翻译的问题，中文的道德词汇找不到贴切的英文归属。

后来才知道世界已经变了，人们推崇“文化相对论”，任何文化优劣好坏之说，都只是一种成见偏见。

在这个开放的小岛，我们时刻随着世界潮流运转，各式主义不请自来；有些来去匆匆，有些扎下了根；在六七十年代，在冷战的格局下，岛上思想博弈激烈，一艘小小舢舨，刚刚启航就遇上强风劲雨。

那时的少年小孩成长得快，天天听大人说左派右派；甘榜大叔三五成群，每天聚集咖啡店点评天下；潮闽方言夹着半熟华语，先谈中美苏三国演义、北方大地批林批孔运动，然后谈到城内党派激斗。人们生活清贫，多数人只读几年唐人书，但生活熬出智慧，像李大傻那样一点也不傻。

那个时代最不缺激进思想，也不缺弄潮青年。他们之中，有一头长发、一身颓气的东方嬉皮士，也有一头短发、一脸正气的左倾青年男女。颓气和正气，都是冲着体制而来，自然都受到抵御和排斥。

在那建国初期，正逢文革十年内乱。中国自绝于世界，输出革命有心无力。岛国领导人曾说，这给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得以立国立业，并让有志青年不必革命，也可投身大业造福社会。

当时社会没一路向左，有上述的政治因素，也有少人谈及的文化因素。正当神州大地文化凋零，只能演几套样板戏的时候，香港和台湾两地文娱事业一片欣欣向荣，深深吸引狮城普罗大众。

那时源自大陆的红书红歌，人们得关起门偷读偷听，港台创作的武侠世界、爱情童话、喜怒人生，则在岛上穿堂入室，走入寻常百姓家。有人在读《毛语录》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人在读琼瑶的《月朦胧鸟朦胧》和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有人在听郭兰英歌颂强大的《我的祖国》，更多人在听姚苏蓉高唱《今天不回家》。凤凰长城的电影让你玩味“暧昧的左”，邵氏嘉禾的电影则让你暂时忘记人生许多愁。

人们游走于这两个文化天地，历时十多二十年。到了1978年，意识形态的冰雪终于融化，邓小平来到新加坡，黑猫白猫都可以是好猫，一场思想斗争就此软着陆。

到了21世纪，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向东移，意识形态的重心则向西转。赢得冷战的美国，以世界灯塔的姿态，向世人发送政治福音。在无边界的网络时代，它有科技和语文优势，更有举世无双的软实力。它不需统战，不用大外宣，轻易就能说好自己的故事，晾晒自己的民主和人权。

英语的网络世界，大半是美国的世界，我们沉浸其中常不自觉。我们跟着美国人跑，自觉跑在时代前端；有时还照单全收，美国人的事，好像也是我们的事。我们争美国人所争，忧美国人所忧。

与美国文化相近的欧洲国家也有此忧。马克龙总统说美国思想意识腐蚀了法国传统价值。英国一位专栏作者Helen Lewis则感叹，英国人活在美国的网络世界，快到忘了我是谁的境地。她去年在美国《大西洋》期刊撰文说，跟美国分享网络世界，好比同一只犀牛同处一室，想躲它也躲不了。她说，英国民众陶醉在美国的娱乐世界，英国媒体塞满了美国新闻，英国精英则忙着把美国的文化战争移植过去。

美国的文化战争，指的是在种族权益、政教关系、外来移民、两性关系、同性恋等课题上，两大政党之间，各个社群之间，互相对立，水火不容。在这片民主圣土，人们不再懂得妥协。

在新加坡，美式文化战争登陆了吗？体制内人已经拉响警报，说我们的社会有别，不可硬套照搬。去年大选期间，朝野政党还为此过了招。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向来以美国为师，对任何不可仿效美国的告诫，都会感到不习惯；加上这又牵扯了政党之争，难免引来这样的疑问：这是维护政权，还是维护社会？

别人的烦恼变成我们的烦恼，这其实不是新鲜事。这回，硝烟一起，本地华社首当其冲，无端端被扣上“特权”大帽，害得久处社会边疆众人连连喊冤：我们几世修来的特权？你们吃饱没事找事？

每个世代的社会尖兵，都会没事找事，都想挥洒青春，推动社会前进。走过六七十年代的人，眼下情景似曾相识，他们或许会说，人生大道盲点处处。一不留神，正义大业可能成了谋权大业，平权的诉求成了特权的追求。从东方到西方，没有例外。

船到桥头不一定直，美国大戏不是部部精彩，不一定完满收场。我们不假思索有样学样，难保不会连人带船走上一条不归路。

作者是《思想中国》统筹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