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01周报

作者：杨滢玮

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日前于海南举行，各大亚洲经济体的高层代表视讯与会或现场出席，共同商讨亚洲与全球的未来经济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讯形式发表主旨演讲“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更提及不少未来趋势，而且暗藏香港转型信号。

全球治理体系正洗牌　港凭普通法大有可为

近年来，世界政治格局变动频繁，叠加前所未有的世纪疫情，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剧增，更彰显全球治理体系的部分失灵。“如果从疫情之初就有更好的国际合作，情况远远不是今天这样。”意大利民主党领袖、意大利前总理莱塔在博鳌论坛分论坛“打造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新格局”上反思道，“我们损失了那么多生命，浪费了那么多金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缺乏在全球层面上的合作。欧洲由于缺少合作，造成巨大的成本浪费。”正因如此，习近平在演讲开篇指出，亚洲各国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

但在单边主义抬头的当下，寻求“合作”并不容易，连世界贸易组织者一世界最大的多边主义贸易机构都会受到牵连。例如，在博鳌论坛“WTO改革：方向与挑战”分论坛上，WTO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法官无法就任上诉机构，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瘫痪。”新加坡前外交和贸易部部长杨荣文则指出，法官无法任命的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冀藉此迫使WTO改革。

在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之后，中国意识到了国际的政经变化，变得更为重视经济、产业链的安全，并尝试打造一套脱离美国的“新”多边主义，以配合国家转型的稳定发展。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正是中国在此变局下谋求合作，打造新型全球化和推动治理体系改革的例子，而这也是香港应抓住的机会所在。团结香港基金副主席、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曾将RCEP成员国分布比喻成一个“漏斗”，北面是内地及日本、韩国，南方是东南亚及澳洲，而香港处漏斗中间“最狭窄的战略位置”，建议香港尽快加入RCEP，寻觅商机。

商机在何？纵观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离不开跨国经济活动和国际秩序维护。而这两者依赖各国的贸易体系和国际法去支撑。香港在贸易和法律两个行业上皆有天然优势，自然可乘着东风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以法律为例，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在“‘十四五’的战略规划与香港机遇”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香港的“普通法”是“命根”，因全球成功的资本市场皆采用普通法，对资金的合法性规定十分明确，而这优势是采用大陆法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及德国不具备的优势。

随着RCEP日渐落地，香港可谋求加入这一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当RCEP成员国间商贸经济活动不断加强，随之而生的法律诉讼、争议解决、劳动仲裁等需求亦将不断增加。香港可利用其普通法优势成为亚太区的争议解决中心、仲裁中心、知识产权中心，创造更多高端就业岗位。

亚洲供应链正拥抱科技　港重塑中间人内涵

是次博鳌论坛亦发布2021年度旗舰报告，其中《亚洲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下称《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亚洲经济状况，并言及亚洲未来的经济趋势。

《报告》指出，因新冠疫情爆发，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但亚洲经济体经济去年增速为-1.7%，依然略好于-3.5%的世界经济增速，体现亚洲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地区，而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亦提升至47.3%，较前年提高0.9个百分点。报告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宇燕在《报告》发布会上指出，在全球直接投资水平下降40%的情况下，亚洲的吸引外资力度仅下降4%，“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可以说，经济重心东移将在未来越来越明显。“外资在向中国集聚。”报告作者、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说，亚洲需要生产22种全世界贸易量最大的零部件，其中18种产地在中国，“产业链不仅没有离开亚洲，还在进一步增强。”他更预言，未来20年后，亚洲将会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

张宇燕亦强调，疫情下数字经济发展蓬勃，未来的经济发展会越来越依靠网络。“报告”称亚洲为“数字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2019年，亚洲数字经济较上年增长 7.7%，高于同期 GDP 增速 3.4 个百分点。目前，中国数字经济总体水平已经稳居全球第二。”而习近平亦在演讲中强调亚洲各国要“巩固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把“数据”这一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并列，足以体现北京对数字产业的重视。

随着RCEP的生效，整个亚洲供应链的数字化需求只会有增无减，而这正是香港未来的商机所在。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邓希炜曾经发表网志，建议香港政府大力发展数字产业。他指出，RCEP将会开放区内的跨境子商贸及数据储存，数据储存地点再不受地理位置局限。加之，香港在电讯基建配套及国际频宽接驳方面，均达全球最先进水平，位列亚太区最具吸引力的数据中心选址前列，“只要加上内地和特区政府大力推动，在区内大数据产业链发展方面定能大有可为。”他强调，这将是香港发展新产业以打破产业固化的转机。

除了数据链以外，人才链亦十分重要。香港拥有五所世界前一百大学，这是多年累积的优势。只是，特区政府一直只把高等教育看作“公共服务”，而忽略其作为“产业”的价值，导致大学受限于体制而无法增加本科生、研究生数量，向更多人才提供教育服务。在“精英主义”之下，丰厚的优质教育资源只能用于培养少数精英，这何谈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资源浪费？前特首曾荫权曾提出的“教育产业化”和“亚洲教育枢纽”的目标，特区政府不妨在以人才为核心生产力的当下，重新审视香港作为亚洲人才枢纽的商机，为高校拆墙松绑，鼓励其贴合潮流推出课程或项目，不止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来港，更能为高校营运增添财政收入，支撑科研和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