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这次气候峰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平台，推动就“气候融资”作出更强力承诺，促富国公私营机构向穷国提供更多投资和贷款，助他们减排和应对现存气候影响。作为《巴黎协定》的基础之一，发展中国家获承诺去年起每年可得1000亿美元（约7800亿港元）气候融资，但去年并未达标。受疫情冲击，富国财政压力加剧，穷国经济不但受全球衰退重创，随着融资成本增加，债务亦不断增长。有联合国专家指出，债务问题是限制发展中国家行动的一大因素。

特朗普叫停奥巴马承诺拨款

环保人士主张，富国在历史和现时的排放量均较高，因此应在减排和提供气候资金方面做得更多。美国总统拜登促国会通过25亿美元（约195亿港元）的海外气候融资，包括向援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气候基金”拨款12亿美元（约93.6亿港元），但仅能弥补停滞的进度。前总统奥巴马承诺为该基金提供30亿美元（约234亿港元），但任内支付了三分之一后，继任人特朗普上台后即暂停拨款。

有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称，融资显然是解决气候变化的核心，除了公营部门，私人金融机构亦须参与讨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和英国首相气候顾问卡尼（Mark Carney）等牵头成立“净零排放银行联盟”，参与的43间银行需设定零碳排放承诺，并在3年内为排放量较高的借贷人设定目标。他们又成立“格拉斯哥净零排放金融联盟”，逾160间企业加入，他们需落实2050年达到零碳排放的承诺。

私人注资重视获利 不利穷国

惟私人企业的资金通常是贷款，或其他可支付利息、将利润返还贷方或有机会产生罚款的投资形式。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本来已因疫情加剧，联合国发展项目负责人施泰纳（Achim Steiner）指出，债务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向处于极大债务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许多要求，但其借贷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

另一问题在于私人资金倾向流往最容易获利的范畴，如中等收入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而非最需要资金的地方，例如建立风暴及洪水的预警系统、改善沿海红树林沼泽或储水系统等有助保护生命和维持生计，但往往难以筹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