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查册”索取车牌资料，被控“虚假陈述”两项罪名成立，共被罚款6000元。这宗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从《道路交通条例》相关规定，蔡被判罪名成立，不难理解，只是“查册”乃新闻工作者追查事实真相的重要工具，如今蔡被确定犯法，业界的担心有了案例，“查册”宛如悬在头上的剑，侦查报道工作将大受掣肘，损害了公众知情权。政府应该与业界商讨，在保护私隐和“查册”作新闻报道之间，取得恰当平衡，以事实证明，香港新闻自由并未收紧，而是一贯地开放。

蔡玉玲案情不复杂

法官确认虚假陈述

《道路交通条例》规定，“查册”所取得个人资料，“应用作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的事务上”。去年7月，《铿锵集》播出前年元朗7.21事件专题报道，显示节目取得相关资料后，用于制作专题，包括根据车牌登记地址，逐一接触车主，蔡因而涉及虚假陈述。辩方在庭上表示，“涉案车辆运输武器给疑似施袭者，蔡查册目的在找出涉案车辆，而该车辆明显在道路上使用，并用作犯罪工具，因此查册用途必然属于交通事宜，被告所作陈述属实”云云。

主任裁判官不接受这个论据，认为申请人的选项必然与自身用途相关，大前提必然用在交通运输有关事宜，因此被告是否有良好动机取得资料并不重要；主任裁判官又认为被告申请查册目的，是为采访和报道，但是即使为了采访，必须按照当局规定，申请用途必须符合披露资料条件，以正确途径获得资料，考虑到本案背景、犯案目的、没有证据显示车主有实质影响或不便，认为罚款是恰当判刑选择。

法例规定清晰，有关节目内容折射蔡玉玲涉及违法情节，也很清楚；不过，蔡的动机并非为了私利，而且是新闻界一贯做法，若排除政治考量，法官判处蔡罚款了案，应是考虑了多方因素的裁决。需要指出的是“查册、采访、报道”乃新闻界工作常态，事实上，这个“一贯做法”在新闻界追查事实真相、发挥监察职能，促进社会公平公义方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蔡案之后，新闻工作者人人自危，是正常反应，因为他们做的与蔡玉玲并无不同，若继续下去，人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

当局已经调整查册做法，若有查册者查找车牌资料，运输署会发电邮通知车主，包括告知查册者姓名。原本车主可以向运输署申请，以纸本方式获得查册者资料，现在改以预约方式透过电邮通知车主，车主获得查册者资料后，用途亦受限制，因此，从私隐角度审视，新做法顾及了查册者的权利和车主的私隐、权利。不过，当局以此回应此事，肯定不足。当局应该从根本上处理，包括在申请者需要剔选查册目的，加上“新闻采访”选项，并容许新闻工作者若面对同类诉讼，可以公衆利益作为申辩理据；更彻底则是新闻工作者应获豁免。前任私隐专员指出，目前《私隐条例》订明，如有合理理由相信发表及播放该等资料，是符合公衆利益，就不受保障资料原则规限；当局应该考虑援引这个做法规管“查册”。

业界摆脱泥沙俱下

当局勿谋箝制传媒

过去，新闻工作者查册寻找新闻线索，当局并未视作批逆鳞，今次蔡玉玲涉及案件，相信7.21事件敏感成为了催化因素，当局趁机收紧查册安排，不过，近期当局说香港要重新出发，若不跳出反修例风暴思维，重新出发从何说起？另外，前年反修例风暴，恶意“起底”迭生，此举目的在伤害他人，绝不可取，必须打击；惟香港是资讯自由社会，新闻工作者查册寻找线索，顺藤摸瓜揭露真相，跟恶意起底、滥用公开资讯，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

当局另一个担心，相信是新闻工作者良莠不齐，如何确保记者所有活动都符合豁免要求，符合公衆利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前年反修例风暴期间，“记者”充斥，整体新闻界正在为此买单。当局应该与新闻界商讨，厘定负责任媒体、符合专业要求新闻工作者的标准等，摆脱传媒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局面，让社会放心让香港新闻工作者行使“第四权”，成为监察社会、推动进步的力量。香港迈入新时代，各方面都要调整适应，香港社会仍然需要新闻界发挥积极作用，新闻界如何自我提升，须努力之处尚多，例如探讨是否、或如何设立记者登记机制， 以及有效自我监管机制等，以提高业界质素；至于权力当局，则勿谋箝制香港传媒的操作，须警惕出现“泼出一盆污水，连盆内的婴儿也一同泼出去”的局面。当局重塑与新闻界互动新常态、新平衡，应是须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