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据说人原来是自由的，这自由当然包括选择生命、财产安全的自由，但也包括各种其他的自由如言论、结社、信仰等。但是，现代人必须放弃一些自由，以换取国家对其他自由的保证。

国家一般会要求人民放弃对一部分收入的自由使用权，作为所得税交给国家。有些国家要求18岁的男性公民放弃两三年做其他事的自由，履行当兵的义务。反过来，国家对内保证人民有安居乐业的自由，对外保卫国家让人民享有不被占领的自由等。

但是，当你看见缅甸军人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时，你很难相信这些老百姓的自由受到国家的任何保证。

文艺复兴后，西方社会走出了神权和王权的阴影，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这些变化需要一套新的理论基础来支撑。于是，一些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打造出一套目前多数国家沿用的建国蓝图。这些思想家宣扬的观点，如保证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已形成脍炙人口的口号。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古今中外，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或者现在流行的“知识社会”，都是一小部分人掌权，管理绝大部分的人。无论是古埃及的法老或后来的帝王将相，都不需要老百姓授权。可见社会契约这概念有多大的颠覆性。美国作为人类史上第一个从无到有的国家，就是以这样的理论基础建国。法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也是以它们作为建立共和国的理论依据。

没错，现在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日子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帮政治精英。这些政治精英通过民主制度所标榜的议会选举，进入国家领导层。社会契约论宣扬的就是人民直接或间接授权，给一小部分人管理国家。目前最流行的授权方式是通过选举投票。

人民授权给国家，当然希望能通过领导人明智的管理，改善人民的生活。可是事实上所看到的是，有钱人越有钱，没钱的越没钱。以美国为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数据，198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其收入是最低10%人口的9.1倍。到了2018年，这比例是12.6倍。

美国的基尼系数0.43，在七大工业国（G7）之中也是最高的，法国最低是0.33，反映这贫富悬殊的情况。更令人气馁的是，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年的报告，从1985年至2013这28年，有足够数据计算收入分布的22个成员国，17个国家的贫富悬殊都恶化了。这只能说明这些以市场经济作为生产模式的国家，无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先进国家的精英，解决不了贫富悬殊的问题？社会契约这口号会不会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其实问题不在于这些政治精英。他们虽然掌握国家政权，但国家的具体操作主要由市场来控制。也就是说，谁越有钱，谁就越有发言权。

再以美国为例。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020年美国选举总开支达140亿美元（约186亿新元），是历来最高。单单总统选举开支就占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和各州的地方选举。这些钱从哪里来呢？个人小额捐款不超过每人200美元的只占22%，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来自富豪和大财团。

美国高院最近判决，资本雄厚的游说集团和老百姓一样，享有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这判决更加强了这些游说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力。重要的议案都要考虑这些游说集团后面所代表的利益。

随着美国工会的没落，经济政策也失去了原来应该在劳方和资方所秉持的平衡，而越来越偏袒资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突出了这个矛盾：利润归私企，亏了大钱国家来顶，由老百姓分摊，董事花红照发不误。

在美国，与其说政府和人民有什么社会契约，不如说是政资两方合作推行着所谓的“滴涓经济”。这个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富人和私企提供税务优惠，会刺激经济发展，最终财富还是会“滴涓”或“下渗”到下层贫苦人群。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理论更像是一个尝试自圆其说的骗局。

当然缅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目前已无任何社会契约可言。

新加坡的贫富悬殊问题也很严峻。外交官许通美曾经以一家新加坡巴士公司为例，该公司总裁年工资超过150万元，而巴士司机月薪只有3600元，折算成年工资不到4万5000元。总裁收入是员工收入的33倍以上。

这个别例子或许太极端。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的资料，新加坡收入最高10%人口，其收入是最低10%人口的9.26倍。通过国家财政政策转移支付，有针对性的援助弱势群体，尤其是住一房式、二房式和三房式的居民，让这比例降低到5.2倍。

有人说过：如果一个人在30岁以前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人没有良心。如果这个人过了30岁还相信社会主义，这人没有头脑。笔者认为，如果这人现在还相信靠市场的运作，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贫富悬殊，这人头脑痴呆了。

如果真有社会契约这回事，它一定要照顾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是整个社会的安全保障。这回冠病疫情让大家意识到，如果不是全部人都能得到医疗照顾，每个人都有风险。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有一群人无法过日子，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这方面新加坡政府可说是比较有远见的，尤其是最近大力通过转移支付援助弱势群体，使基尼系数由0.45降到0.38。

但上面提到的2015年报告里22个OECD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是0.32，墨西哥以0.43排最高，美国以0.4排第二，丹麦的基尼指数最低，只有0.25。可见新加坡还必须努力。

作者是旅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

退休新加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