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乌·马泰

一场学术自由危机正逼近欧洲。通常，当西方学术自由受到威胁时，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边缘问题，只存在于匈牙利等这些日益专制的国家。但是，若认真审视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远比欧美人所愿意承认的要广泛得多。

诚然，在欧尔班任总理的匈牙利，情况很糟糕，这个欧盟国家已解除宪法对学术自由的保护，性别研究不被承认为学术课程，并任命一名前陆军上校当布达佩斯戏剧和电影艺术大学的校长。但法国也是如此，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部部长维达尔（Frederique Vidal）指责法国的大学宣扬“伊斯兰左翼主义”（Islamo-gauchisme），并对整个从事后殖民研究的学界发起调查。

这种威胁并不仅局限于欧盟。在长期以来代表学术自由黄金标准的英国和美国，立法者似乎想加入匈牙利反自由体制的行列。在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州立法机关正在起草法案，以阻止公立学校教授“批判种族理论”等学科。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最近发布了白皮书《高等教育：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似乎要求对英国大学采取激烈的学术自由限制。政府以名副其实的奥威尔姿态，准备在学生事务办公室设置“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主任”。首相约翰逊应该不会任命一名前军官担任这一职务，但他肯定会选择一个具有强烈党派背景的人。

学术自由危机部分源于政治，部分源于监管，其特点是对研究和教育作出威胁和设置法律限制。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对知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这一概念的攻击，只不过伪装得比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家好一些。但是，这场危机还有一个知识层面的原因，那就是对于学术自由如何与时俱进这一问题缺乏共识。

学术自由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但欧洲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在欧洲，高等教育因1999年开始的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简称EHEA）的建立而发生了变化。目前，EHEA由49个国家组成，为高等教育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空间，有共同的模式和标准，有密集的交流，有超越国家管辖和学术传统的联合规章和机构。

然而，尽管有这些显著的变化，但制定适合当前学术自由共同概念的工作却没有跟上。相反，学术自由完全被忽视了，对学术自由的含义几乎没有共识。无论从高等教育政策还是从大学内部来看，对这一概念根本没有共同的定义，对为什么需要学术自由也没有一致的认识。

学术自由的敌人得益于这一真空状态，并利用它来获取政治利益。欧盟委员会在2017年起诉匈牙利侵犯学术自由时，理由是中欧大学（CEU）被驱逐出匈牙利。但匈牙利政府坚持认为欧盟没有司法管辖权，因为不管在法律还是其他方面，都不存在欧洲对学术自由的定义，可以作为起诉依据。最终，一个本应成为关乎学术自由的明确、标志性案例，却部分演变成一场关乎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提供商业服务的纠纷。

维达尔不仅用政治和法律论点，即对某些学科施加限制是为保护法治和防止恐怖主义，还用她自己对学术自由的偏好定义，来合理化她对大学的攻击。

法国政府采取极右翼所熟知的策略，试图把对后殖民研究的攻击包装成一个研究项目，仿佛它只是在行使自己的学术自由。用这个思考框架来套，法国政府可以假装自己针对后殖民研究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在对“伊斯兰左翼主义”问题进行自己的研究。

英国最近也有这种策略的前例。2017年，保守派议员希顿—哈里斯（Chris Heaton-Harris）要求英国所有主要大学提交关于英国脱欧课程大纲和授课教师名单。为了回应必然出现的批评，他的借口是他在为一本书“做研究”。

大学不应该是政治机构，但是保护它们免受攻击却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因为学术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自由开放地追求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是民主制度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因此，学术自由危机须要知识分子站出来捍卫，第一步是全力在欧洲形成对这一概念的现代共识。在这方面，学术界可以与欧洲议会中的盟友合作，欧洲议会向来坚定支持中欧大学抗衡欧尔班政权的针对，以及广泛地拥护研究和教育自由。

当然，问题在于泛欧洲的学术自由概念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否从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色盲”（colorblind）的认识论中汲取灵感，还是我们需要新的、更复杂的视角？在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后，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已经开始。我深切希望，这些努力不会太晚。

作者Liviu Matei是中欧大学教务长，全球学术自由观察主任

英文原题：The West's Crisis of Academic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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