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华

当前中国正与西方围绕新疆人权问题展开舆论和外交攻防战。一个清晰的征兆是，在西方精英的操弄下，“新疆人权”正在异化为一个大致与新疆人权无关的政治议题，西方似乎有意把新疆问题打造成对付中国的工具。这并不奇怪，现实政治从来都是丑陋的。

纵览世界历史，民族政治问题大多可归结为“你我他”的问题。在多民族国家，国家和民族均是社会成员最基本的情感归属对象，对少数民族成员而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优先秩序的错置，经常成为诱发其与主体民族之间冲突的原因。

西方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利用舆论优势，通过反复的“身份提醒”来干扰新疆少数民族的自我认知，期望其形成有别于中国主体民族的独立身份意识，为未来中国社会埋下民族冲突的种子。

一个对中国来说还算不错的信号是，西方这次应该能发现（或已经发现）新疆人权牌，似乎并不像以往那样灵验了。毋庸置疑，这不仅与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下中国反制能力提升有关，也与西方因长期虚伪和杀戮无度，而无法得到穆斯林世界的信任有关。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与20年或10年前相比，作为新疆问题第一当事人的维吾尔族，其民族心理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其悲情意识的消散，使西方谎言在新疆当地已不再引起广泛共鸣。一言蔽之，西方严重低估了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对国家的忠诚。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要打开世界经济地图，就能很容易发现其中端倪。长期以来，影响新疆安全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泛突厥—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另一是盘踞欧亚大陆的权力中心（苏俄），中国几百年来的新疆安全战略，基本是围绕这两条主线展开的。

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高于俄罗斯；新疆虽然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但其8200美元的人均GDP，不仅远非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所能比拟，且已很接近（或已超过）富裕邻居哈萨克斯坦，以及突厥世界“隐性领袖”土耳其的水平。

尽管GDP并非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但其对提升中国战略自信心及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无疑有着正面作用。对中国来说，最困难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前局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贫困—动乱的恶性循环中，少数民族身份意识不断走向紊乱的趋势已被彻底终结，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在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中稳步上升的趋势已经形成。

新疆的青少年，尤其是接受过大学教育或有内地学习背景的，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已与内地孩子无异，对自己国家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这里分享一个案例：笔者曾在工作单位的通勤班车上遇过一个新疆学生，他在一家上海本地企业实习，公司曾要求他填报为外国人，但被他坚决拒绝了。

笔者曾于前年和去年，两次随自然变化课题组到喀什和伊犁考察，到访过有“鸡鸣三国之地”之称的瓦罕走廊，调研过塔吉克族幼儿园，也曾与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族）牧民、维吾尔餐厅老板、哈萨克族司机及内地援疆干部等交谈，耳目所及竟无一丝一毫如郑国恩和BBC所言。

若西方硬要给新疆贴上“苦难之地”标签，那在这个世界上比新疆苦难若干倍的地方有的是，“悲天悯人”的欧美应该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改善这些地区人民的福祉。

福祸相伏相依，炒作新疆问题固然可以让中国一时难堪，但也暴露了西方的堕落，而堕落是比没落更糟糕的事。笔者想对郑国恩们说一句话：不要轻侮世人的智商，如果谎言可以离谱到连当事人都不认可，那你们就真的须要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基本功”了。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