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课题

新加坡去年成功将小贩文化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文物局最近表示将再接再厉，举办一系列讨论会，酝酿下来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的项目。本地华社究竟应该在这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对有关专业的见解与建议。

澳大利亚文化遗产学学者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曾在《遗产的利用》（Uses of Heritage）一书中提出，所谓的“文化遗产”，说白了就是一套记忆与传承知识的活动及话语，其中的取舍也表达了某种身份认同，以及社会与文化价值观的诠释。从这个角度来说，“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间的区分仅是表象，关键在于“保护”文化遗产背后的目的与意义。

乍听之下，她的论调似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她在字里行间，批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遗公约）在鼓吹人类“共同遗产”的当儿，也无形中把欧洲19世纪国家主义方兴未艾时所兴起，以古堡教堂建筑高大宏伟的气势为贵，以西方上流社会追崇的自然风景美学为理想等等的一套文化品味，提升为世界各地都竞相效仿的国际标准。

要注意，她的用意并非论说非西方社会里的文化遗产，精髓仅见于“非物质”方面，而是指出传承文化的关键，在于社会网络之间，对历史的认知与不断重新诠释，有些或是自动自发，有些则是受主流话语的牵制。

任何文化遗产都可能在塑造身份认同的前提下，被打造成一种图腾符号，也可能沦为商业运作下，人们一窝蜂去追求的迷恋对象，问题取决于价值观。比如《联合早报·交流站》刊登了一篇卢绍美的《以人为本的小贩文化》，就从单一的概念，衍生出“健康饮食”“经济实惠”和“优雅社会”等不同内容来。

世遗公约保护力度有限

国际文化遗产公约的机制自有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视之为万灵药，终究要配合国情才能发挥功效。比如世遗公约能保护一个老城区的特色建筑免受拆毁，却不能保障一个百年老字号的存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非遗公约）或有助于发扬慎终追远的清明习俗，以至碑石刻字的艺术，却不等于足以保护一座蕴藏百年历史文化的坟山。它能激发社会人士对饮食文化的自豪与重视，但也不能规定百年后的美食必须保持同样的古早味。非遗的概念并不讲求保护古迹的“原真性”概念，如不许将古迹任意改建或造假等等，它的意义更多是通过展现世界多样化的文化，来促进交流。

非遗公约所保育的对象，有口头传统和表述及媒介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等五大范畴，却未能将任何一种语言作为直接维护的对象，因为那会变成干涉各国的语文政策。但以新加坡的华社来说，始终要反思的问题是：如何能在华文的社会功能相对有限的环境下，传承本地的华族文化遗产？

这里就粗略提出三个要点，以求大家进一步讨论和补充：

一、接受多元文化的国情，以人文修养价值为重。新加坡虽然强调双语教育，但殖民地的历史遗产早已决定了社会的平衡点，这是不争的事实。由艾世沃特等人所撰写的英国学术著作《多元化的过去》便曾分析说，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不同于美国一类的大熔炉，也不同于加拿大的大拼盘，而是属于一种以英殖民地文化为核心，华族、马来族与印度族等文化为副的模式。按这样的社会结构来看，莱佛士酒店和新加坡植物园之类象征着大英帝国辉煌时期的文化遗产，自然被视为最中立也最首要。

再举例说，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在新加坡独立50周年之前，曾花1亿5000多万元来翻新，而牛车水曾见证中华戏曲、白话剧及电影文化发展的梨春园和大华戏院，若显得被人遗忘，似乎也不足为奇了。

但凡事要看得全面。战前的戏剧历史毕竟太遥远了，许多老一辈的华校生，反倒对半个世纪前在维多利亚举行的文艺活动仍有印象。因此，也不好太简单化地将任何文化地标，划分为华人、非华人或土生华人的身份认同象征。

同样的道理，牛车水常被视为华族早期文化面貌的代表，但那里也有印度族和马来族群所留下的历史痕迹，百年前的华人聚居地自然也不限于牛车水。主要关键在于一般中小学生去那里游览一遍，能否感受到什么文化气息，是否领悟出以往士农工商不同行业的奋斗与奉献精神，还是觉得“唐人街”给人的印象太过落后而悲哀了？我们该如何善用宗乡会馆等文化空间，来展现华社的人文精神，让他们生起崇敬之心？

二、促进学术界与民间合作，提升历史文化的研究。其实，我国这回申遗成功之余，最大意义也在于根据非遗公约对缔约国的要求，做了一轮非遗清单的初步记录工作。不过，将来若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相关知识仍有待接轨。

一般历史城区之类的文化遗产，往往隶属于建筑师、地理学家及考古学家的研究领域，所谓非遗则主要归于人类学。若忽略了不同人文学科的跨域研究，很容易造成盲点。历史的视角不免要贯穿其中。比如要研究华族音乐或华族舞蹈的文化遗产，便不得不讨论20世纪的发展，因为它并非偏远部落、不着文字、假定千百年不变的文化。

中英对译搭建文化桥梁

华族文化遗产的研究有很多层面，一方面要注意广义“国学”的知识，另一方面也要着重根植于民间的地方视角。关于本地文化记忆，不少最费时的研究与书写工作，长期以来都靠一些默默耕耘的资深报人和民间文史工作者来担当和作独立出版，例如区如柏写本地先贤和华社组织，王振春话说狮城老街，许永顺收集大量文艺活动资料和观察牛车水的演变，林志强论述武吉布朗的历史价值等等。

若说到国家古迹的学术研究，例如关于大坡小坡旧区的历史发展，则是以英文媒介的地理学家或建筑师为主导，来分析城市规划和旅游促进等问题。这样的“分工”也许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英文的论著就是专业的、科学的、前瞻性的、为国家决策者所关注的；中文的书写则是业余的、文艺的、无关痛痒的，甚至中文的学术著作也不为外界所留意。

其实，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有赖于学术界与民间团体等多方的通力合作与交流，才能更有效地避免文物与记忆的流失。或许我们需要一两个“新加坡华族文化遗产信托基金会”之类的组织来壮大资源，支持更多样化的研究与普及工作。

三、加强中英翻译事业，搭建文化桥梁。语文是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所以本地研究、传承与推广华族文化遗产的工作，也急需一批精通中英文的专才来引领，方能薪火相传。囿于多年来华文式微的局限，又有一个折衷的方法，便是加强相关翻译工作，例如进行双语的出版、纪录片制作和教育及培训活动，提升国人对历史与人文价值的认知。

我们平日的普通翻译，或许能依赖一些“公民译者”为权宜之计，但历史、文化、美学等等博大精深的学问，涉及学术翻译及文学翻译，是万万马虎不得的。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新加坡作为一个东西文化交汇的大都会，理应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更何况翻译还有助于搭建文化的桥梁。这方面的翻译工作，除了为推广华族传统以外，自然也要包括多元文化的内容。

最后总结一句，我们始终不得不面对新加坡作为多元文化社会的现实，接下来无论提名什么文化遗产，都要寻求一种均衡。申遗终究是加强文化意识的手段，而不是宗旨。华族既然已占了本地人口的大多数，也无须急着抢先提名自己的非遗项目来证明些什么，最妥善的办法，还是先从自身文化的可持续性着手，方为实在。

作者是德国毕业的文化遗产学博士

目前主要从事独立研究工作

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有赖于学术界与民间团体等多方的通力合作与交流，才能更有效地避免文物与记忆的流失。或许我们需要一两个“新加坡华族文化遗产信托基金会”之类的组织来壮大资源，支持更多样化的研究与普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