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铄

2021年3月18日至19日，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中美首次高层面对面对话，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举行。在中美关系降至历史低点的背景下，这场对话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与瞩目。

然而，就在各方都在议论、猜测会谈的意义和成效之时，一场两国外交主官在对话开场白中的罕见交锋，通过电视媒体直播展现在世人面前，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对话本身及其最终结果。

中美之间何以出现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过招？是双方有意而为之的谈判策略，还是出乎两国意料之外的“茶杯里的风暴”？回答这样的问题，从高到低，由远及近，有四重背景值得思考和辨析。

首先是国际力量格局调整的背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经历了美苏争霸、美日博弈、美欧竞合等变化。其间，美国凭借自身的强大优势，大多数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综合国力遥遥领先，没有哪个国家和国家集团能够有效挑战美国并取而代之，“一超多强”格局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

另一边厢，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得益于人口、政策等红利的释放，经济实力在近30年快速提升，特别是依托文化背景、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以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军事、科技等要素的良性循环，逐步成长为冷战后唯一具备与美国匹敌之潜力，并为他国提供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国家。

世界迎来百年变局，美国产生其心中“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被冲击的不安，中国则建立起“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信心。

其次是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改变的背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论中美之间隔绝、对抗，还是接触、合作，美国精英阶层或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会分崩离析，或认为发展起来的中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直至近年来中国国力不断提升，国内政治更趋稳固，外交姿态更加积极，美国才开始将中国视为“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挑战”。

另一方面，经济民生的发展，使中国主流社会对自身的政治体制更加认同，国际金融危机、特朗普政府的治理乱象以及冠状病毒疫情，更增加了中国社会对西方制度的质疑和蔑视。随着相互认知的改变，美国对中国更加防备，中国对美国则少了几分顾忌。

第三是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如果说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当政前，尚能以合作和对话为主导，特朗普上台后，以其政治素人的善变和盲动，大大加速了中美关系的质变进程，以至于在其执政后期，两国之间近乎重回对抗状态。

在中国看来，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贸易摩擦，以及冠病疫情期间对华一波又一波的针对和攻击，枉顾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不可理喻又十分危险。历经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权力阶层对于中国的看法更趋负面，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则更加警惕。

第四是近期美国对华外交实践的背景。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美国优先”政策做出调整，以“美式外交归来”作为重建对外政策的主基调，通过加紧恢复与盟国的信任和连横，共同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挑战。在对华关系上，拜登政府纵使发出合作和对话的信号，但承接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遗产，维系对华强硬依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对中国而言，相较特朗普，中国更加看中拜登丰富的从政经历，以及所拥有的处理中美关系的直接经验，因此对于对话前夕，美国一再利用各种场合指责中国，以及宣布强化对中国官员的制裁力度，深感冒犯和不满。完成权力的交接更迭，美国对待中国的手法变本加厉，中国对美国新政府将中美关系引向何方则心存忧虑。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中美在高层对话伊始的唇枪舌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就美方来说，利用开场白当众对涉及中国的多项议题表达关切，既有倚仗尚存的相对实力，通过重启价值观外交、人权外交，抬高自身对话地位、迫使中国做出改变和让步的意图，也是为了避免授人以柄，被批对华软弱，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同时也希望借此向全世界表明，美国依然敢于直面中国，扛得起维护自身和盟友利益的大旗。

对中方而言，远赴阿拉斯加举行对话，不仅是带着“平视世界”的自信，要求美方放下自以为是的傲慢，停止使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国交往，同时也有意通过这一场合，采用直白方式让美国及其拥趸认识到，中国绝不会在国家尊严、核心利益以及红线问题上忍气吞声、妥协退让。

至于“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等硬话，也不单是因应美方第一回合讲话内容和现场记者采访安排，更是对过去几年以及拜登政府上台后，特别是此次对话前夕，美方一系列不友善做法表达愤慨的延续。

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较为乐观看，经此一役，双方至少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对方的意图与关切，并通过台上的强硬，为台下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较为悲观看，中美失和的背后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诸多领域的差异和分歧。如果双方不能管控好与对方相处的态度和方式，中美两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将不再遥远。

作者是中国金融行业从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