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J·博斯金

破纪录的冠状病毒衰退，似乎已在大多数国家走到了尽头，但目前各类私人和官方预测（如果正确的话）都显示，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表现，要到2022年下半年，才能重回之前的高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以及有效疗法和疫苗的推广，还有赖于所实施的相关货币、财政，贸易和监管政策。有鉴于此，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员纷纷检视过往事件，以寻找有效的应对措施。

所有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不尽相同。二战后，美国有几次衰退是因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不断上升的通胀。1973年至1975年和1981年至1982年的严重衰退，源自于巨大的石油冲击（当年的经济要比现在更依赖能源进口）；2001年的经济衰退则是由互联网泡沫破灭所引发的。

相比之下，美国2008年至2009年大衰退，源自金融机构过度杠杆化所引发的危机。当时，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工程，将住房贷款发放给那些以往不够资格获得贷款的人们，进而导致房价和家庭负债比率，升高到一个无以为继的水平。随后的房价下跌，以及止赎和失业率激增，打击了总需求，导致了二战后的第三次重大衰退。  

最后，随着空前的封锁措施，使整个面对面“非必要”经济陷入停滞，冠状病毒衰退也降临了。发端于供给侧的巨大冲击，迅速演变成需求的枯竭——原由包括失业迅速增加，复苏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只能在线购物以及个人储蓄的增加。

严重衰退之后通常会出现快速复苏，如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些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超过4%的年份，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样，像1990年至1991年这类的温和衰退，通常会出现相对较慢的复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这种现象称为“弹拨”效应（以小提琴弦作比喻）。

但是，2008年大衰退之后，接下来八年的年增长率只有以往的一半（2%）。如果当时的复苏像过往严重衰退后的一样强劲，就可以在四年的时间里，挽救约2000万个工作年（一份一整年的全职工作）。各界对这一欠佳表现有很多潜在的解释：其一是政府试图通过奥巴马医改，来重新规划经济的各个领域；对银行和能源业的监管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并阻碍了招聘和投资；另一个说法则认为，应对政策损害了工作积极性。

大衰退诱发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的货币和财政措施。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将其目标利率从5%降低至零，并一直维持了七年；同时安排了救助、最终担保、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价值约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资产购买计划。但是，这些措施的成效却在不断下降。在未能借出的超额储备金中再增加1万亿美元（并由美联储支付利息），对经济的帮助也不大。

2007年，美国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为35%。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其中包括2009年超过8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规模相近的2010年税收减免和失业救济金法案，以及30亿美元“旧车换现金”计划在内的其他措施。到2013年，债务相对GDP的比率增加了一倍有多，达到72%。最后，即使在排除了商业周期因素之后，奥巴马政府的预算赤字规模，仍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尽管特朗普政府现已打破了这一纪录。

进入2008年以后这整个时期，凯恩斯主义者无不预估复苏会比实际出现的更为强劲，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支出乘数，超出当前学术测算值的三倍。平心而论，危机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许多政策上的决定并未像政府所鼓吹的那样开花结果。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奥巴马未能采纳他手下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所提出的明智的赤字削减建议。

在冠状病毒来袭之前，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通胀得到控制，家庭债务负担相对GDP比率，远低于大衰退之前。企业债务虽有所增加，但偿债费用可控。美联储降息空间缩小，其资产负债表膨胀至约4万亿美元。但特朗普治下的联邦赤字和债务，以繁荣和平时期的标准衡量，仍然相当庞大。

为了应对这场疫情，美联储迅速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为多个市场提供支撑，并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至超过7万亿美元，从而放弃了传统的渐进主义手段。国会为支持企业和家庭而制定的财政措施，规模已达数万亿美元。特朗普现已发布了旨在推迟征收所得税，并向家庭提供额外援助款的行政命令。不确定因素则包括可能于明年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国会，因为它们或许会在2021年尝试实施重大的税收、支出和监管扩张。

尽管股市强劲反弹，但2008年之后的复苏，仍然极为缓慢，因此今年初几乎没有人将其视为应对另一场大衰退的范例。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和长期持续扩张的效果，会在未来人们总结教训时被记住。

在这场冠病衰退中，经济状况与疫情的发展轨迹，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人们无法自信地预测复苏的进程。与大衰退相比，本次衰退的产出和就业下降幅度，更大且发生速度更快，同时早期的V形复苏似乎正在放缓，并可能会继续以较平缓的速度推进。所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包括小型企业倒闭和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由于失业和在线授课）；持续时间更长的远程办公状态；数码化转型加速；以及一些领域的强者越强和竞争减少。

学术研究的初步经验教训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将新监管措施推迟到经济复苏之后，将额外财政措施的重点放在减税方面，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可靠的财政整顿计划，以避免在下一次重大危机到来时，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作者Michael J. Boskin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9年至1993年间任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英文原题：How Does the COVID Recession 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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