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之:中国须阐明疫后世界愿景

时间:2020-10-22 07:4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中国聚焦

冠状病毒疫情后的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件事:一是全球化如何盘整,二是中美关系走向。

两者与同一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即中国加入冷战后的全球化,并获得惊人发展,改变了国际政经版图。这无疑是30年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让很多国家难以适应,中国自己也有诸多不适应。

西方许多人希望扭转此局面。他们最具攻击性的办法,是否定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将本轮全球化所积累的问题,尽量归咎于中国的参与,进而宣称,中国的发展是对冷战后秩序的恶意利用,是一种“敌对制度、异质文明、掠夺模式”处心积虑的渗透,对现存秩序构成了全方位威胁。

这是十分恶毒的意识形态攻击,意在为疫情后世界秩序的调整营造氛围、创设议题。一旦成为主流叙事,将使世界走向撕裂对抗,不仅陷中国于困境,也危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前景。冠病大流行使对华疑惧、排斥等负面情绪汇集爆发,又为此种意识形态病毒延蔓、扩散,提供了适宜环境。

中国应高度重视这场对华舆论战,令人信服地阐明愿景,有力维护基于合作而非对抗的世界秩序。在反华力量汲汲于打造其意识形态武器的时候,必须淬炼好自己的外交叙事,主动争取国际舆论,摆脱被动应付局面。这种叙事至少应包含以下层面,而每一层面都须要回答若干重大问题。

第一层面是目标及意图。后疫情时代,中国希望坚持和平与发展主题,支持全球化,反对新冷战,维护现行秩序基本稳定,寻求以协商实现渐进变革而非剧烈变动,这符合中国利益。

应继续阐明的,一是对美国的态度:珍视中美关系,尊重冷战后秩序。反对霸权霸凌,但不反对美国主导建立的、至今仍是主要领导者的国际秩序,并真诚地敦促它肩负起领导责任;在东亚,愿加强域内合作,但不试图排斥美国的影响,理解和接受美国作为一种健康的、建设性的平衡力量参与东亚秩序,但坚决反对一个挑拨离间的麻烦制造者。

二是对全球化的态度:支持全球化,反对保护主义,同时理解一些国家的担忧,愿意共同对游戏规则进行调整补充,推动更加公平、普惠的全球化进程,即便这会削弱中国现有的一些竞争优势。

中国反对的是凭借科技、金融和国际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割裂全球化,打压新兴国家发展进步、压榨第三世界的过度利己行为。全球化需要变革,但应着眼全球共同发展,遵循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原则,不应为少数国家特殊利益,合则取、不合则舍。

第二层面是理念与价值观。这是舆论战的主战场。中国多年致力“大外宣”,希望讲好中国故事,结果却不尽人意。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成就与叙事自带怀疑,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大外宣着重论证体制优势,触犯了西方主流舆论的禁忌,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不应因噎废食,国际话语权不去争取,结果会更糟。近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都很有针对性,值得深度挖掘并推广。前者更多是阐述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后者则是为打消文明、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差异所招致的猜忌,倡导包容开放的国际秩序。

疫情后,善治、责任政府、政府能力等理念,在抗疫成效支撑之下,可能更具说服力,但不宜过度强调,还应辅以东亚价值观中的一些理念,诸如社群主义、中庸、实用主义等,从文化视角,丰富、支撑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

这一层面无法回避的是价值观。这也是西方诋毁中国最甚、东西方争执最激烈之处。是否将人权及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及政治法律权利,奉为至高无上呢?按中国文化与东亚传统,倾向认为一切均有其条件,上述价值与权利也须有相应条件支撑,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制约,不宜言绝对。国家有责任积极作为,改进客观条件,提升上述价值观与权利的现实可行性。

从接受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看,也倾向把经济社会权利,作为上述政治法律权利实现的基础。40年来,中国以略显独特的方式,让国民逐步享受了远远超出以往的人权、自由和民主,在意识形态领域却为此屡遭攻击。这种局面应该改变,须要在理论上做更大努力。

不容否认,中国在现实中也须进一步突显上述价值观,致力于更宽松、更具活力、更有保障的治理方式。这不仅是争取国际舆论的需要,更是未来发展的需要。

第三层面是具体的倡议、构想及行动。基于上述目标及理念,中国提出了许多倡议和构想。如致力于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世贸组织改革提出的建议方案等等。前不久,为解决各国对信息与数据安全的担忧,中国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如果说在理念和价值观层面,中国承受着西方巨大压力,那么在这一层面,中国则具备一定优势,应积极进取、争取主动。一则,中国始终秉持解决问题的立场,乐于就具体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地位,即便单方面提出的倡议、方案,也足以引起重视。二则,中国能够摆脱西方国家常见的政治纷争,迅速拿出建设性的倡议和方案,并有能力付诸实施。在国企、产业补贴等重大经贸议题上,尤应积极行动,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是聚焦具体问题,维护并推动国际秩序渐进改革的可行路径。这一层面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能够在、愿意在哪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必须在哪些问题上坚持既有做法,又能够在什么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一起重塑规则。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却是中国参与重塑后疫情世界秩序方面,最可着力之处。

第四层面是底线。维护和发展现行国际秩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应与其它核心利益放在同一层面统筹考量,权衡轻重缓急。为这一利益,值得也必须做出很大让步。但终有无法让步之处,对此也须进一步阐明,即出现何种情形,中国将被迫地、阶段性地放弃维护现行秩序的努力,在一定地域或领域,容忍甚至谋求剧烈变动。这是中国和平、建设性地参与塑造后疫情国际秩序的基本条件。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

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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