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处理外交的最大争议是跟多个美国传统盟友闹僵，被批评损害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其中美国前驻港总领事包润石向明报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反而造成“美国孤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也持类似观点，因此以重塑同盟作为其外交方略重点，问题是这点知易行难，一来美国与盟友确实存在涉及国家利益的矛盾，二来美国舆论或有夸大特朗普对美国同盟关系的损害，忽略盟友内部的真实声音。

拜登在今年3/4月号《外交事务》期刊撰文，初步勾勒外交方略，可见其三大重点皆与盟友息息相关。其竞选团队高级政策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8月底接受大西洋理事会访问时进一步阐述，指拜登与特朗普其一最大差异在于对美国盟友的看法，批评特朗普“视盟友如债务多于资产”，指拜登“相信美国跟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合作达成共同目标时会更为强大”。

包润石：“美国优先”制“美国孤军”

这套论述可谓美国外交建制精英的主流观点。曾官至助理国务卿的包润石（Richard Boucher）上月接受本报电邮专访，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对盟友诸多要求，以及退出伊朗核协议和《巴黎协定》等，令美国疏远了大部分传统盟友，亦令对方不确定美国的意图，“‘美国优先’最终制造了‘美国孤军’（America Alone）”。他形容同盟基本地反映美国在世界的利益和权力，指二战后世界秩序是“由围绕美国创立的同盟体系所建立”，藉此维持和平、推动经济繁荣和应对全球威胁。

在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渐成美国政圈共识之际，拜登头号外交幕僚布林肯（Tony Blinken）此前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质疑特朗普粗鲁对待传统盟友，增加华府应对中国的难度。他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特朗普将我们（美国）置于的‘战略赤字’——特朗普藉着削弱同盟、放弃美国的人权价值观和贬低美国民主制度，变相帮助中国推进其关键战略目标。”包润石同意美国对华策略须重视跟同盟合作，例如同盟有助巩固美国制订规则的领导地位，那些规则不但是华府必须遵守，“也包括新兴大国如中国”。

特朗普政府任内也有致力为跟印度、日本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提升地位，来配合印太战略概念，并拉拢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等。

包润石承认有少数例外情况，但提醒那都“很大程度上基于特朗普与外国领袖的私人关系，而非对美国在全球外交领导地位之承诺”，因此反令世界大部分地方难明美国政策，担心华府非可靠伙伴。

拜登难取信亚洲

然而，拜登欲在入主白宫后重振美国同盟并非易事，一来特朗普政府对部分盟友的指摘非完全无的放矢（德国是其一例子），二来外界或高估了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或同盟关系的损害，又或低估了部分盟友对（拜登曾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之不满。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上月在《外交政策》撰文警告称，其观点虽或令美国政圈颇感惊讶，但亚洲盟友实际上“对拜登或胜选悄感焦虑”，尤其包括日本和印度等重要伙伴。他形容美国内部对特朗普的批评未必适用于亚洲，区内许多官员对特朗普及其强硬对华政策日益感到相对安心，拜登上台的可能性反令他们回想起奥巴马任内对北京“漫无目的和软弱”的态度——即使这种记忆未必准确，仍为拜登在亚洲带来“信用难题”。

大西洋理事会执行总编辑弗里德曼（Uri Friedman）今年2月也在《大西洋》专栏提醒，尽管美国的同盟在特朗普任内确面临比以往数十年多的考验，“但事实是同盟迄今未被击垮，个别同盟在特朗普时代还变得更强大”。

美国盟友乏选择 华府回旋空间大

弗里德曼直言，特朗普任内揭示美国同盟的两大现实：首先是冷战结束已久，美国却事至如今才认真讨论其世界角色及国家安全利益，“美国盟友逐渐理解这点，正审视其对它们的意义”；其次，这些伙伴不得不承认在国家利益面前别无美国以外的他选——毕竟它们不会想跟专制大国如中国或俄罗斯合作，也无法把自身安全交托予军力疲弱的欧盟，“这意味着（美国）有更多回旋余地去处理军费负担摊分等敏感议题，以及这些同盟关系有比历任美国总统所认为的更具适应力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