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口号从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起，喊了近70年了。这是探索的70年，毛泽东时代的30年形成了中国的基本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老百姓长期陷入贫困的泥潭。

除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外，多数农村人口一直在饿肚子；城里人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勉勉强强能混个温饱。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人民不仅仅吃饱了，而且肥胖成了困扰人们，尤其是女性的一大问题，每年成百上千亿的钱都花在去掉那几斤肥肉上。

但有人说，社会主义在中国丢得差不多了。邓小平曾预想，中国的人均收入也许长期赶不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人民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实现社会主义的好处？他没有讲，其实是给后代领导集体留下了一个大课题。

中国的制度优势，到目前为止在维稳、资源动员、长期规划、决策和执行、应变能力，以及全国一盘棋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出来了，但在最关键的一环，即收入分配上仍面临巨大问题，因为“按市场规律办”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先富人群也无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

中国有大量低收入人口，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千元人民币左右，连付房租都不够。结果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和产能大量过剩。这是马克思笔下典型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市场容量而非实际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上限，造成贫穷和过剩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就是突破市场限制，释放现有技术条件下能达到的总生产能力，即“解放生产力”。

中国如果能将剩余产能都释放出来，就足以消灭贫困，使多数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市场规律不允许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势在难免，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冷战，也因为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相对独立、较少受外部制约的政策和制度空间。

知识经济带来新天地

社会主义的未来寓于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经济正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逼入死胡同，给社会主义带来新天地。

在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有几个显著特点：一、知识一旦发明了，就可以反复利用，并且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二、知识产品有广泛的、传统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无法统计的正面“外部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ies）；三、知识经济遵循的是摩尔定律，呈指数型增长；四、知识产品一反传统经济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其边际效益呈递增状况。

边际成本趋零、广泛的正面外部效益、指数性增长，这些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可以突飞猛进，匮乏将被彻底消灭，物质和精神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指日可待。然而，资本主义严重制约知识经济优势的发挥。

第一，保护知识产权似乎天经地义，但知识产权也是知识经济的大敌，因为它大大限制了知识的运用，保障的是少数人的高额利润，而不是广大人民的福祉。

知识产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途径包括：一、产权的泛化和过度保护，推高了交易成本，造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和对社会道德的挫伤，例如在医药方面知识产权高于广大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二、大公司、大财团大量收购对它们有潜在威胁的新技术和初创高科技企业，然后将其束之高阁，使社会失去了大量的潜在福利、选择和技术发展路径。

任何知识产权都是建立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之上的，使用了大量属于全人类的知识、经验、技术和文化文明的结晶。其成果应该在更大程度上共享，而不是为少数人所独吞。

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创造积极性的说法，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完全合乎事实。实证研究表明，科研、创新和创业的最初动因主要来自兴趣爱好、挑战的刺激、利他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寻找和实现人生价值等等，赚钱只是手段或副产品。

社会主义就是要发掘和利用这些被资本主义丛林法则淹没、人性中固有的社会动机；资本主义则只利用并放大自私的个人动机。因此，知识产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要突破它，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和制度空间。

第二，广泛的正面外部效益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财富在全社会扩散的一个主要途径。中国产的便宜手机和华为网络，一夜间使非洲穷困落后的部族人群，在世界范围内做起生意来，这种奇迹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无法用GDP衡量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是通过强化产权来限制正面外部效益的溢出，用淡化产权来逃避对负面外部效应的责任。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用当下中共官方的表述，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使正面外部效益最大化，甚至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主力。

政府本身也是正面外部效益的一个主要生产者。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科技发达的创新型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在共享技术上的投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核心技术，如电脑、互联网、卫星导航、新能源、手机触屏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航空航天、硅谷模式等等，都是美国政府机构出资或牵头搞研发的产物。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其科研成果必须社会共享。中国政府做得也不错，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意识的强化溢出效应。比如高铁建设费用昂贵，运营年年亏本，但算全国经济社会大账就很合算。“举国体制”和国家挑头组织的科技攻关等，都具备这个特点。

第三，随着知识经济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率也会越来越小，投资所得的比率会越来越大，使社会财富向资本集中。长远来看，只有工资低于自动化成本的工作岗位，才有可能保留下来。不过，摩尔定律意味着自动化的成本会呈指数下降，加上劳动市场上更加激烈的竞争，工资水平势必被压低至难以养家糊口。

工资水平被压低的边缘群体

这样的情况已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往往须要打几份工，才能付得起每月的账单。这些人都是全职工作，教育程度不错，工作也很努力，却无法靠工资维持中产生活，被称为“工作着的穷人“（the working poor）。这就是近年来有人大力推动修法，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至少15美元（叫作“活得下去的工资”，living wage）的原因。法定最低工资已经是在运用非市场手段了，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的强大生产力无法泽及这些不断扩大的边缘群体。

由于知识经济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投资机会越来越朝少数人、少数项目或企业集中，使财富大量集中于几个创业成功的幸运者手中。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这些大企业、大公司，甚至包括相关联的政府部门，能够向中产阶层和其他消费者不断“割韭菜”，在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增加社会的生活成本。这种性质的贫富分野是足以引发革命的，是当前世界动荡的根源之一。

第四，知识经济的增长逐渐同就业增长脱钩，就业成了困扰各国政府、基本无解的大问题。在资本主义下，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而没有工作也许最终会成为多数人的常态。走到这一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终结，只有非市场手段，即社会主义，才能化解这个矛盾。

不过，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增加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等政策，都将过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市场化来解放生产力的阶段将成为过去，开辟未来需要的是全新的思维，尤其是怎样突破就业这个紧箍咒，使人们在没有传统意义上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中国应该尽快启动对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的前期研究工作，包括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如何超越市场，达到生产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使中国能在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能够赶上和超过它们。西方国家和一批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已经就UBI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论证和广泛试点。

2020年美国大选的预选中，民主党的华裔竞选提名者杨安泽（Andrew Yang）只打UBI一张牌，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毫无从政经历的一介庶民，他的竞选成绩远远超过了被拜登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贺锦丽（Kamala Harris）。他成功将UBI打入美国政治的主流议题，可以预料，UBI在今后美国政治里会占据越来越中心的地位。

而UBI就是企图超越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相比之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反倒落后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