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与老大相处，考验的是老二的国际政策和政治技艺，考验的不是老大的德性。”某日，与清华大学任剑涛教授就当前国际关系交流时，他说了上面的话。其言可作为本文的引子。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日趋严厉，一些中国人抱怨甚至痛恨美国这个老大的蛮横、无理与霸道。其中一些鹰派主张对美强硬，甚至不惜一战。

中国算不算第二强国？论国内生产总值（GDP），算；但论科技实力和软实力，未必。此问题搁置不论，姑且认为中国是老二。关键问题是，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老二对老大的抱怨和痛恨有什么用？老二又该如何做好老二？

老二的技艺与老大的德性

或许有人会说，老二做得再好，又怎么样？老大还不是要打压？问题要分开来看。如何做老二，是一回事；如何做老大，是另一回事。尽管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不等于毫无道义，国际社会还得遵守一些基本理念和规则，否则就是纯粹的动物世界。如果老二做得好，老大找茬的机会和理由就会更少。即便老大找茬，老二获得的同情与支持也会更多。

难道因为老大反正要找茬，老二就可以无所顾忌，锋芒毕露了？若照此理，是否可以说，既然小偷总是要偷东西的，所以我们干脆不用防范？这显然是荒谬的。小偷越猖獗，我们越要防范。老大越要找茬，老二越要沉着冷静，小心应对，少留茬儿。老二不想超越老大，则罢。

如果老二想超越老大，在实力不如老大时，更要韬光养晦，甚至忍辱负重；否则，如任剑涛所言：为维护霸权，寻找外部敌人，是老大的常规操作，而老二通常就是它的外部敌人。如果不具备远超老大的实力，老二先出头就是找死。这是美国从老二做到老大的成功经验，也是德国、日本、苏联等的失败教训。

尽管国际社会有一些道义，但毕竟是无政府状态，不存在强有力的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所以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常常发生，这是一个基本现实。接受，或者不接受，它都在那里。从应然性讲，哪个国家不应该强大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现实常常是，一个国家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时势和能力允许它做什么。这个道理是一般性的，对个体、集体都成立。

历史上成功和失败的老二

如果历史上的老二只有一种行为态势，我们无话可说，就把它当宿命。但实际上，历史上老二的行为态势大不相同，因而有不同的结局。

先说成功的案例。

最早的成功老二，或许要数周文王。司马迁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西伯是周文王姬昌）。周人被商纣王欺凌，忍辱负重，绝不冒进，直至武王伐纣，方成大业。

最著名的忍辱负重老二，当属越王勾践。越国被吴国打败后，勾践到吴国做人质，干仆役之活。甚至在吴王夫差生病时，勾践尝夫差的大便，为夫差诊断病情，不可谓不耻辱。勾践为了国家，不计个人耻辱，终于取得夫差的信任，被释放回国。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打败吴国。

历史上最深谋远虑、最连贯一致和最长久的忍辱负重者，当属大汉帝国抗击匈奴。说西汉是老二，不太妥当。如果视西汉为老大，则西汉之深谋远虑和韬光养晦，更值得敬佩。大汉抗击匈奴，从刘邦时期开始筹划，历经汉高祖、汉惠帝、汉高后、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六代主政者，凡百余年。期间，汉朝向匈奴不但奉上财物，还奉上美女（“和亲”）。

汉高祖曾打算攻打匈奴，被刘敬劝阻，改用和亲来缓和关系（《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文帝明确说，为了不使匈奴危害边境，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并奉上丰厚财物（《史记·孝文本纪》）。这些都是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之举措。经过几代人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终于彻底战胜匈奴。

现代最成功的老二，当属美国。1896年，美国GDP就超越了大英帝国，但美国仍奉行“门罗主义”，接近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过了50年，二战后，美国实力远超英国，才替代了英国的霸主地位。

再说失败的案例。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在人类文化史上成就非凡，但它却是失败老二的典型。新兴的雅典要挑战传统大邦即霸主斯巴达的权威，但它非常缺乏韬光养晦的智慧，公然宣称“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这一直就是一条普遍的法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然而，其实力不够，最终被斯巴达打败，雅典也走向衰落。

最近的失败老二（或老三、老四），有德国、日本、苏联，并以苏联为典范。苏联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曾接近美国，但它锋芒毕露，四处出击，透支国力，最终败北。

由是观之，老二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怎么做对老二最有利，读者自行判断。

真正的政治家没有个人尊严

要做好老二，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正确区分国家的尊严和政治家的尊严。失败的老二与成功的老二常常有一重大区别，就是前者混淆两种尊严，后者区分两种尊严。前者的典型是日本。日本军人的口号是“为天皇而战”，日本本国的慰安妇也是为天皇而献身。

在一些国家，人们将政治家（或领导人）的荣辱视作国家的荣辱，而政治家也将自己的荣辱视作国家的荣辱。这种观念极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强盛，因为在一个国家的强盛过程中，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国家，都难免会遇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干扰甚至羞辱。

如果不能冷静对待，领导人容易把一时一地、一城一池的荣辱得失视作个人的颜面，民众也容易将这种荣辱得失情绪化。两相结合，即领导人利用民众情绪或民众情绪绑架领导人意志，很容易冒进。一旦冒进，就很容易遭到大国更迅速更严厉的打压，因而强盛之路更艰难，甚至夭折。这不但适用于国际社会中老大与老二的关系，也适用于毗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还适用于集体（如公司）中老大与老二的关系。

因此，真正的政治家没有个人尊严，只有国家尊严，以国家长远利益为进退之道。政治家的个人尊严是以维护和提升国家利益与尊严来赢得的。国家外交的动力，从来都不应该是为了某种虚荣，也不应该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快意情仇。

古人虽有言“士可杀不可辱”，但这样的士是下士，上士能屈能伸。魏征顶撞唐太宗，看似损害了唐太宗个人之尊严，实则有助于国家兴盛而维护国家之尊严，最终也提升了唐太宗之尊严。

重温邓小平的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力不断强大，这是事实。美国对中国强大的警惕，既是事实，也是必然，没有必要将之情绪化。同理，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东亚体系的老大，也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强大非常警惕。这是国家交往和竞争的常态。问题在于，如何在强大的过程中减少老大的担忧，从而减少国家发展的阻碍。重温邓小平的智慧，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当年，针对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邓小平的智慧，也是中国传统智慧的一种转化。《尚书》讲“满招损，谦受益”，《周易》有谦卦，提倡“谦谦君子”。《论语》中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子还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骄矜者，未有不败。

从人之常情讲，你是更喜欢一个成功但骄矜的人，还是更喜欢成功且谦逊的人？有些人口口声声弘扬传统文化，实则叶公好龙，根本不能领会传统文化的优点。有些专家号称中国实力已超越美国，锋芒毕露的言论不断，怂恿民众的自大、好战情绪，甚至干扰国家外交策略。这是典型的未富而骄，未强而横。试想，美国及其他国家会怎么看待这种态势？

重温邓小平的智慧，为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为国家发展助力，应该把握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外交要以为国家发展创造良性国际环境为大局，降低国际交往成本。国家发展所需的智力（包括科学、技术、管理等）、能源、资源，都须要大量从国际市场购买，中国的产品也须要大量对外输出。因此，中国今天的发展非常依靠良性国际环境。

第二，在某些国际争端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上，不主动改变现状，针对具体挑衅行为可作具体回应。一般言之，小国的某些军事举措（如兴建军事设施），老大并不担心，因为小国的举措对它没有威胁。但是，老二的同类举措就会让老大警惕。因此，不要以为小国可做的事，老二也可以做。换一个角度思考，即便小国填岛十年，对中国也构不成威胁。中国要反击，一年就可以比小国做得更大更强。因此，何必急于一时一地？当然，在法理上，不能承认小国不正当举措的合法性。

第三，不要被非理性民意所绑架，这种民意其实是民粹。民众中不乏激进、好战分子，竭力主张国家对外强硬。国家不能被这种民意绑架。网民快意情仇，但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一个经典案例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之所以越演越烈，很大一部分原因和责任就是两邦民众越来越激进，裹挟了两邦领导层。

第四，不要过于在意面子。外交的动力，从来都不应该是虚荣，而应该是国家的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有理，有利，有节”，仍是国际交往的指导原则。

第五，不要把追求国际地位与追求霸权混为一谈。即便中国继续强大，也不要走霸道，而要走王道。

第六，应该表达自己的合理主张，但抱怨和痛恨老大，没用；关键是做好自己，包括做好国内发展，扮演好国际角色。

作者是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力不断强大，这是事实。美国对中国强大的警惕，既是事实，也是必然，没有必要将之情绪化。同理，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东亚体系的老大，也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强大非常警惕。这是国家交往和竞争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