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航天赛道已成为大国之间的必争之地，去年12月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增添了关于商业航天的内容，为这个领域发展开启新篇章。中国商业航天业目前已发展至什么阶段？商业航天具有多大的战略意义？中国以官方主导的商业航天发展模式带来哪些利弊？

走入亦庄新城瀛海镇，寂静的街道两旁伫立着零星的住宅、老旧的工厂，以及大片筑起铁栅等待被开发的土地。

这个距离北京市中心近一小时车程的小镇，看似沉睡，却即将在今年4月摇身成为中国高科技商业航天基地，一处外观简朴的纺织工厂将改建为汇集中国领先航天企业的“火箭大街”，被推到中国商业航天科技的最前沿。

北京市政府今年2月宣布，将在瀛海镇打造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在当地开辟空天街区，街区最核心的位置留给即将成为全国示范性星箭园区的火箭大街。这个总建筑规模将达到14万平方米的设施，4月开工建设，明年底投入使用。

规模浩大的火箭大街建设项目，标志着中国发展了将近九年的商业航天产业，即将加速起飞。中国官方2015年印发《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表明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开发，为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拉开序幕。

在中美航天竞赛白热化的背景下，去年12月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增了关于商业航天的内容，指明要打造包括商业航天在内的“未来产业新赛道”，为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注入催化剂。

过去几年，中国各地政府也加大火力，致力培育出能与美国商业航天霸主SpaceX媲美的航天巨头。北京今年1月发布《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引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建成特色产业聚集区和特色产业园等目标。

上海、天津、重庆和深圳等地政府过去几年也出台针对航空航天产业的支持政策。

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爆发式增长

官方的大力推动开启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的爆发期。企查查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航天、卫星相关企业超过21万家；去年新增5万1400家，同比增长42.84%。

中国去年一共把270颗卫星送入太空，其中有137颗属于商业卫星，占比高达65%。中国商业航天同年也刷新发射纪录，轨道级航天发射总量达67发，占全球发射总量的三成，仅次于美国116发占全球总量52%，位居全球第二。

截至目前，包括天兵科技、蓝箭航天、以及东方空间在内，至少已有六家民营航天公司成功把火箭发射入轨。

天兵科技负责人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中国商业航天在卫星互联网市场需求的强势牵引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机遇。”

东方空间联合创始人、联席总裁姚颂受访时指出， 中国商业航天市场是“非常明确的在未来10年都会快速增长的新兴行业”。

他认为，中国商业航天过去10年已经初步建立了能力，在火箭发射、卫星制造、测控等领域打好了基础。“在未来数年，卫星互联网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非常有意愿也有能力加强建设，作为重要的应用需求方，会牵引商业航天里商业火箭、卫星制造、卫星载荷等多个领域快速发展。”

蓝箭航天相关负责人受访时则称，中国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全品类的工业发展能力、低廉的生产制造成本、大量的工程师人才队伍等优势，“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给中国商业航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

分析：商业航天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一环

商业航天已成为中美航天竞赛中，越趋重要的第二赛道。泰伯智库研究显示，全球商业航天产业在2023年至2028年进入发展黄金期，到2025年，单是中国的市场规模就将达到2.8万亿元人民币（5200亿新元）。

安全世界基金会民营领域项目主任克里斯滕森（Ian Christensen）受访时研判，“航天领域被许多国家视为战略和国家利益的新兴产业，这对中国而言也不例外”。

他说：“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的许多项目，如宽带卫星互联网、卫星导航服务以及卫星对地球观测和遥感项目，都是为满足国内需求和为基础设施提供服务，这也包括支持电子商务。”

在政治层面，克里斯滕森指出，中国政府已看到美国和欧洲在航天领域的发展，因此希望在这个领域增强竞争力；航天能力不论从经济、军事用途，或外交角度而言，都是中美竞争的一部分。

新加坡航天咨询公司航天学院（Space Faculty）主席陈淑婷受访时说，全球航天产业价值5460亿美元（7348亿新元），大部分产业属于商业应用。若中国要建立完整的航天系统，不可避免地必须纳入商业航天的发展。商业航天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遥感数据采集与处理，以及农业、交通、环境监测、灾害评估等应用软件开发。

低轨卫星成主要竞技场 各国借助民企力量抢先机

卫星系统是商业航天中竞争最激烈的领域，轨道和无线电频谱作为有限资源，国际电信联盟现有的先到先得原则，意味着各国必须和时间赛跑，抢先到太空占一席之地。

数据显示，当前低轨卫星已经占据航天发展的主导地位，2022年全球发射的卫星中，低轨卫星占比高达98.9%。

不过，太空中低轨卫星容量有限，300至1000公里的近地轨道只能容纳不超过6万颗卫星；先到先得的原则意味着一旦轨道被占满，后来者就无法使用该轨道。

不论从国防战略或商业考量出发，低空轨道都是各国加紧布局的重要战略资源，多国政府大力推动商业航天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要借助民营企业力量，在低轨卫星领域拔得头筹。

美国SpaceX推出的Starlink目前是全球规划规模最大、发射数量最多的低轨卫星星座，总规模接近4万2000颗卫星。

中国星网公司于2020年9月向国际电联申请了GW星座计划，共1万2992颗卫星，构成中国版卫星互联网。中国另一重要的卫星互联网发射计划“G60星链”，计划发射的卫星数量也超过万颗。以目前商业火箭的发射组网能力，至少需要到2030年才能消化庞大的发射需求。商业航天目前是影响卫星互联网发展的卡脖子环节。

天兵科技负责人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透露，在政策扶持与资本的双重加持下，2015至2021年的卫星发射市场规模由3764亿元（人民币，同下，716亿新元）增长至1.26万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22.35%。以过去五年正常的市场增速，预计2025年商业航天市场规模将超过2.83万亿元。

除了卫星占位，商业航天企业在扩大国家太空话语权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航空航天法项目联合主任汉伦（Michelle Hanlon）受访时指出，“从战略角度而言，民营企业能做到一些国家做不到的事情”。现有的《外层空间条约》存在许多空白，例如第六条要求主权国家授权并监督其国民的活动。它还要求他们确保所有活动“符合”条约的规定。这样的表述为民营航天企业提供更灵活的解读空间。

汉伦说：“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也在推动允许商业利益相关者就如何监管未来的航天活动拥有发言权。如果其他国家的商业实体数量超过中国，这可能会被认为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

国家主导模式 是挑战也是机遇

美国高度自主的商业航天发展模式，被视为SpaceX得以天马行空、迅速取得技术突破的关键之一；但中国的商业航天领域与官方政策高度捆绑，不少观点质疑，这类模式能否孕育出可赶超SpaceX的中国航天巨头。

受访学者大多认为，官方的强力领导对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航天政策专家汉德伯格（Roger Handberg）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中国的航天技术人员拥有巨大的潜力，问题是政府会多大程度上允许他们追求目前仍不存在的机遇。“商业航天关乎的是未来，而不是政府规划的路线，这令它既精彩也充满不确定性。”

他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政府在二战后已意识到，即便面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军队官僚的压力，也必须允许商业航天企业发展；目前美国的商业航天发展已超乎NASA原本的预想，商业航天也反过来推动美国国家航天的发展

汉德伯格说：“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承担风险，这是只有官方才能回答的问题。若官方积极提供支持，中国的商业航天发展将比其他地方更快速。”

陈淑婷受访时研判，中国政府对商业航天领域的影响力外加语言障碍，可能影响中国对海外商业航天企业的吸引力，这对促进商业航天领域的多元性和广纳人才产生一定的限制。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向其他国家出口商业航天服务，以及推动与国外的合作，也是个未知数。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全球管理学院航天政策教授戈斯瓦米（Namrata Goswami） 受访时分析，中国商业航天最大的优势之一是政府津贴、可使用国家发射场等官方支持。中国官方已为民营航天企业提供了未来数十年明确的指导方针，长远、明确的目标是推动商业航天发展的另一优势。

不过，这同时可能为民营企业带来压力；戈斯瓦米指出，中国民营航天企业面对官方严格的监管，他们必须向官方报告公司活动，包括网络安全、航天安全、以及最新技术发展等方面的情况，这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创新能力。

中国商业航天尽管发展迅速，但目前仍大幅落后于美国。戈斯瓦米预计，中国商业航天可能得到2030年左右才能追赶美国目前的水平，唯一可能拖慢美国商业航天发展进度的因素，是美国政府对航天发展缺乏战略一致性以及缺乏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