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抗疫策略在国际上受到肯定， 在国内基本上也是褒多于贬，对执政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时期，但也是最好的时机。

从去年8月成立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之后， 关心政治的朋友在讨论什么时候大选。今年初， 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暴发后，大家的重点有点转移， 人们更关心我们能不能平安度过？人民的生活会不会受影响？ 企业如何渡过难关？

就在很多人认为最不可能考虑大选的时候， 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突然公布报告， 让在新闻室里忙着报道疫情的我们有点措手不及之外， 也迫使我们认真审视近期内举行大选的可能，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报道工作的人手安排与部署。

翻查历史记录，李显龙总理在2004年当上总理之后的三届大选， 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报告出炉后的两个月内就会解散国会， 由总统颁布选举令状。2006年报告出炉七周后颁布选举令状； 2011年约八周；2015年更短，只隔了四周。 在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主政时期， 从选区报告出炉到解散国会甚至曾短至一天。

可见，几周内举行大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从疫情的角度看，在世界卫生组织将2019冠状病毒疾病定性为“ 全球大流行疾病”后，疫情确实进入一个高危阶段， 但不是不可控的。欧洲和美国的疫情正在暴发初期， 我们开始积极加强出入境管控，如果相关措施都奏效， 大约两个星期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境外输入病例减少。 如果不出现本地大规模传染，再过一两周，相关感染群也将减退。

政府遏制疫情扩大的工作进行中， 加上面向民间的新加坡保洁运动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不让病毒进一步传播，预计一个月后，冠病疫情虽不可能完全消退， 但很可能减弱。如果全球疫情一年内不可能完全消除， 与其等到2021年4月宪法规定非选不可的时候才选， 不如在疫情可控的时候就选。

因此，在新闻室的我们不得不做最紧急的打算， 准备短时间内得投入另一场新闻线上的战斗。 同一个时间里开几个战场，资源分配不容易， 政府难道有使不尽的精神与资源来启动选举？在疫情中举行大选， 究竟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给自己出的政治难题， 还是争取选民强有力委托的绝佳时机？

如果我们静下来仔细观察过去三个月来新加坡抗疫的方式， 会注意到新加坡不太注意形式上的大动作， 而是根据情况不断调整应对措施。 包括每天傍晚之后提供最新的确诊和病愈数据， 每周一两次由负责抗疫工作的部长亲自主持的记者会上， 每次都有新的措施，比如根据各地疫情发出入境限制和旅游建议。 在裕廊战备军人协会俱乐部的私人晚宴感染群出现后， 暂停民众俱乐部的乐龄活动，针对性地防止病毒传播。

面对疫情，新加坡用的是一贯的管理方式： 全力确保在安全的可控范围内，最大程度减少对民众生活的困扰， 包括保持经济的活力，保住饭碗，保住民生。 这是我所理解的新加坡的危机管理方式， 这种管理方式适合这个高度城市化小国的国情。

在处理眼前疫情的同时，新加坡也没有偏离长期战略眼光， 处理防疫和医疗工作同时，保持新加坡的开放性和国际信誉。比如， 让载着60多名意大利乘客的歌诗达幸运号（Costa Fortuna）游轮回到我国港口， 经过检查再送他们到机场搭飞机离开。 如果不采取果断和安全的方式处理，让游轮在海上漂泊， 万一船上乘客集体染病，那就违背了人道原则， 我国做为国际游轮中心的地位与声誉将随冠病葬送。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抗疫策略在国际上受到肯定， 在国内基本上也是褒多于贬，对执政党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时期，但也是最好的时机。

疫情中也迫使我们认真面对社会的自由、平等、 民主与治理等基本原则问题。社会里财富的差距不可能消除， 但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染病的概率会不会因为富裕就比较低？ 在医疗体制下，万一染病会不会因为经济状况影响治愈机会？

选举本来就是一个让人民认真思考的时候，你要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未来？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方式？ 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在和平的时候给你一种选择， 在危机的时候再给你多一次选择。 当各种各样的需求如果不能同时实现，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来届大选，也是对第四代领袖的信心投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人们对他们的信心还没有建立， 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明显看出他们处理危机的能力。 三个月来不论在与民众沟通、处理资源问题，还是提供经济援助， 确保企业营运可继续，对第四代来说，是一场公开考试。

有人说新加坡就好像学生时代那种低调的学霸， 周围的人都看不懂他到底有没有读书，有人为他着急，有人批评他， 但是最后他都能考到优异成绩。由第四代主导的抗疫工作， 间中虽有一些不足，但基本上瑕不掩瑜， 人们对他们整体的信心也逐渐建立起来。

民主制度下选举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举行，这个看起来危险的时候， 可能反而是最理想的时机。当一切如常，无风无浪， 任何课题都可能让人对执政党扣分；在大风大浪的时候， 全船人看着同一个大方向，这时，掌舵的人，对手只有风浪和自己。

（作者是新闻中心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