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前弟子释延鲁实名举报，指控他侵吞少林寺财物、非法敛财、买豪车、向弟子索要数百万元人民币的财物、帮自己、情妇上两个户籍等。

这起风波拖了一年半之后，官方调查结果终于在上周五出炉。《河南日报》以专访调查组的形式公布，释永信与被举报的七个问题均无干系。至于“私生子”等涉私生活的传闻，调查组这次没有回应。不过，2015年11月公布的阶段性调查结果曾点出：‘被迁单’的说法不实，且并没有‘私生女’。

换句话说，经济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均“查无实据”，只有双重户口有问题，而且那是释永信出家前及出家后的户口，并非前弟子所指的为情妇上户。

调查结果公布后，部分舆论力挺释永信称，他是因为触犯某些人的利益而被抹黑。围绕着少林寺而发展起来的商业活动涉及多方利益，包括释永信和少林寺，毕竟，围绕着少林寺而发展起来的商业活动涉及多方利益。有传闻称，包括释永信和少林寺，与周边社会、当地政府、旅游景区经营方之间都经常起矛盾。。

舆论场有另一种声音质疑：释永信真是这么“干净”？网民揶揄道，“这是一朵莲花呀，完美无瑕，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呵呵”。另有不少人还将之视为是一场“水很深”的博弈称， “后台不简单”。

舆论场上的纷扰折射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不信任感。伴随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出现了人与人之间因不信任而砌成的一道道无形的墙。各阶层之间存在不信任，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官与民之间也存在不信任，人们相信坊间“谣言”多于官方公布的“真相”。他们不确定，这真的是真相？还是只是官方要人们相信的真相？

有网民就质疑，调查组是由谁组成？在官方代表之外，是否有独立第三方参与？更重要的是，如果对释永信做出的指控都不实，那么举报者就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不能“零成本”安然脱身。否则，就等于变相纵容人们相互胡乱举报，加剧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感，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

动机险恶的举报者应被控上法庭，而且通过公开审理将案情抽丝剥茧，包括让外界厘清举报者的动机是什么，背后是否涉及庞大的利益角力，又或是少林寺内部的利益矛盾。所有调查结论都要有证据支撑，同时附上涉事两方说辞，这样才能强化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少林寺能从这家千年古刹蜕变成一个发展蓬勃的现代化企业，并收获丰厚的经济收入，释永信是重要推手。

根据少林寺官方网站，其商业版图大致包括武僧团、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少林书局、少林药局、少林香堂、寺庙刊物《禅露》、海外文化中心等十来个项目。

不过，因为将“少林”的招牌过度商业化，也让释永信背上了骂名。人们在评论释永信时，完全不像在谈论一位少林方丈， 更多像是在议论落马商界CEO或国企高管，甚至是娱乐圈名人。卧室摄像头、海外私生子、几十亿存款、豪华车等等，有关释永信的谣言不时见诸媒体，大和尚俨然比世俗还要世俗。

顺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宗教团体有自身的商业诉求是必然趋势。事实上，在借助商业运作来推动佛教圣道、品德以及精神的普及化方面，台湾佛教团体走得更前。

例如，星云大师运用现代手法推广佛光山成为全球佛教界知名品牌，包括建立自己的佛光电视台、网站、报纸等多媒体传播，在世界设立二百多所道场。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拥有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项目， 统称为“四大志业”。

以入世的精神去经营出世的寺庙，并非少林方丈成争议人物的引爆点，关键在于须厘清商业化本身并非目的，而是通过商业手法来达到弘法劝善的目的。

正如《新京报》2015年在释永信被举报之后所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释永信和少林寺修建道场，也热衷公益慈善，但在很大程度上，“宗教更像是工具、手段而非终极关怀的目的本身”，如果做一个对照，在海峡对岸，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或星云法师的佛光山所践行的人间佛教，则“满满充盈着宗教情怀”。

据称，释永信曾说过：“面对商业化大潮，你不化它，它就必然化你”，这是少林传奇人物经营少林品牌之道。那么当商业化运作与世人观念产生矛盾，当少林寺与利益各方或自身内部产生矛盾时，释永信也难逃红尘世俗的是非恩怨。

查看少林寺官网，新闻类别几乎全是“少林”这个招牌如何走出中国，在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地参与新春活动的消息，“少林”俨然已成中国在海外传播软实力的一个平台。

从大局出发，官方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后，还少林寺和其方丈一个清白是重要的。但伴随少林寺的多元发展，未来恐还将发生更多利益纠纷，暂平息的“释永信风波”不会是最后一轮，“红尘少林”恐仍难逃舆论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