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问题，已经被诸多关于黑客、性丑闻和潜在勒索的媒体报道所淹没。前英国间谍克里斯托弗·斯蒂尔关于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几年前在莫斯科活动的材料，会被证明像当年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样可信，抑或是一派胡言，对此我们根本无法分辨。但很显然，这些故事已经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忘了真正的任务，是要去弥合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外交鸿沟。
一个西方人，即便是像我这样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很难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抱有好感。
我讨厌他的政府利用与“外国特工”相关的法律，来骚扰和关闭非政府组织的做法，也憎恨其利用侵犯人权、暗杀、肮脏伎俩和刑事起诉等行为，来恐吓政治对手的手段。
但似乎无可争议的是，今天这个反自由且奉行威权主义的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与俄罗斯历史上或在1990年代面临分裂威胁时，与西方交往产生屈辱感的情况一样。
这种屈辱感植根于俄罗斯的观念之中，伴以大量的偏执理念和对后共产主义时期历史的误解，认定西方是最大的罪魁祸首，特别是美国。但这种认为俄罗斯甘愿放弃自身庞大帝国，加入西方民主阵营，却惨遭拒绝的想法是错误的。当时的苏联已经步履蹒跚，既无力维持其二战后的地盘，也保不住战前的疆界。而东欧及苏联疆界内的人民，则对最终摆脱克里姆林宫的控制而欢欣不已。
但正如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伦宁（Dmitri Trenin）所指出 ，1990年代初担任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后来也承认，西方特别是美国，“严重低估了俄罗斯打输冷战后所感受的屈辱程度”。 而“一群美国政府官员、学者、商人和政治家”傲慢地“指示俄国人该如何料理自身事务”的景象，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深刻而长期的怨恨和痛苦”。
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北约在1999年至2004年间，向波罗的海国家的扩张是一个严重错误。记得一位俄罗斯知名自由主义者曾在1990年代向我指出，一个在莫斯科的民主政府，要比驻扎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北约军队，更能遏制俄罗斯的侵略思潮。
俄罗斯在2001年至2002年希望加入北约的尝试，不出意外地遭到了拒绝。毕竟北约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主要存在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东欧免遭俄罗斯卷土重来的威胁。但在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上，时任秘书长夏侯雅伯（Jaap de Hoop Scheffer）却声称，乌克兰将在“某个时候”加入。虽然其他北约领导人立刻在这次峰会上对秘书长的立场表示反对，但这令许多俄罗斯人相信，俄罗斯和西方势力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且不存在中间地带或缓冲区。普京更将乌克兰加入北约，视为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
虽然俄罗斯和西方都声称秉承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双方都只会在《联合国宪章》对自身有利时才去遵守，并指责对方伪善。试问西方政策制定者，难道就没有留意到那些负责任的俄罗斯政治家的警告，不知道北约1999年轰炸贝尔格莱德，以及随后策动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两者都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可能会构成一个危险的先例？
而尽管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极端腐败，且背弃了与欧盟签署加入协议的承诺，但在俄罗斯眼中，只看到了西方操纵民众起义导致亚努科维奇于2014年下台。而西方则反过来一致谴责俄罗斯随后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秘密军事行动上，支持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亲俄分裂主义武装。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普京对乌克兰的干预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除了遭受经济制裁，俄罗斯的政策最终令乌克兰倒向西方阵营。俄罗斯与美国欧盟的关系破裂，只能转而寻求与中国建立欧亚联盟，以巩固其颓败的地缘政治地位。但对中俄两国来说，彼此都不是最适合的伙伴关系。
特伦宁认为，西方应该忧虑的不是俄罗斯帝国野心，而是其弱点。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根本缺陷，在于未能实现自身经济的现代化。过去17年来统治俄罗斯的普京—梅德韦杰夫政府，一直设法克服“石油诅咒”。由于无法实现多样化的物质繁荣，国家只得转而持续依赖资源出口收入，并因此滋生了腐败、持续的专制及外交政策冒险主义。
对此，特朗普政府则致力于重建双方的联系桥梁，特朗普提出了一项“交易”，用取消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来换取一定数量的核武器削减。这将是一个有助于信心提升的良好开端。
其中至少存在三个可供倚仗的积极因素。首先，普京的外交政策虽然充满机会主义，但一直谨慎。他说话口气大，但对自身的极限有清醒的认识。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表达了自身的立场后，普京就收手了。他虽然是一个赌徒，但却从不押上最高的赌注。
第二，俄罗斯的“多极化”理论对国际关系贡献良多。随着美国势力衰落和中国崛起，国际关系的重组已是不可避免。在美国至上时代所制造的游戏规则，必须修订以适应不同的利益和观念。只要俄罗斯不过度高估自身实力，就可以在这次修订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最后，与伊朗的核协议和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事件都表明，俄罗斯是可以与美国合作来推动共同利益的。而且在我看来，普京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提供军事支持的“现实主义”，比西方努力制定的“政治解决方案”更为有效，一旦成功，数百万难民将有机会返回家园。
双方的价值观冲突将继续，但是如果西方能认真对待俄罗斯及其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没有理由不能建立更好的工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