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如果以前大家还不大明白邓小平的这句名言的话，回顾一下十八大之前多次“毛泽东热”，重庆的“唱红打黑”，和十八大之后中国政治的一系列发展和动向，就会明白的。
人气正旺的薄督忽然跌落，从表面上来看是改革派的一大胜利，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胜利”来得好勉强，是借助王立军事件的天赐良机偶然得逞的。
中领导人执政以来，政治发展总体方向，同重庆一样也是向正统回归。习总第一次南巡走的是邓公当年的路线，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为毛泽东的三十年正名，批评否定毛时代是“历史虚无主义”。
然而中国向左摆的根源，正是基本制度的延续性。左的势力在中国有疯长的制度基础。中国所谓的右派一般都源于体制外，在体制内缺乏根基。其发展会遇到体制的制约和体制内既得利益的强力反弹，难成气候。而左倾很容易流行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充分利用了现有制度的本能。
像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短短几年就搞得轰轰烈烈，形成了一整套政策和项目，从政治到经济，民生，社会，文化，一应俱全。可以说重庆模式的崛起，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员能力运用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薄的竞争对手汪洋当时在广东推行法制，政务公开透明，公民社会建设，基层民主等，都是要改革和超越现行体制，无经验可循，因而举步维艰，难有重庆模式的轰动效应。
如习总所说，中国的基本制度脱胎于毛泽东时代。它是为大规模的革命和建设而设计的，保留了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动员体制的特点。动员和运动是这个体制的主要运作方式，而动员和运动不光需要统一号令，也需要激进口号和观念。
左派的纲领最适合这个体制，而右派则很难成气候。而且站在正统的位置上，也很难对左倾进行遏制和反击。“名不正，言不顺”，体制内还没有、 也许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反左话语体系。对体制内的大多数人来说，往左边靠的保险系数比往右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说“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左”的原因，邓公吃透了中国的体制的本质特点。
十八大以来的党建巩固和加强了这个体制；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事件也显示出其强大的惯性力量。2013年伊始的“南方周末”事件，开启了将近一年的对“资产阶级宪政”的口诛笔伐；年中又启动了历时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运动；其间夹有“九号文件”，“七不讲”，清理新媒介和网络舆论，“八项规定”，再提“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和反“和平演变”等。
2014开始了为时三年的“党建制度改革”，以恢复列宁式政党的战斗力；许多毛时代的老传统，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恢复。到2015年，习总以党权为核心的治国模式已经很清晰了；党组织不断向社会和市场扩展，权力不断从政府向党转移。党建是这个模式的重中之重；重塑意识形态正统又是党建的重中之重。
2016年习总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共向以领袖为中心的列宁式政党回归，而列宁党的权威和纪律性需要一个共同的理想来维持；共产主义信仰被提到“比天高”的高度。十八届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主题囊括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
去年1月习总视察三大官媒，要求它们都姓“党”；在5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他要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1月前所未有的四位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高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半体制内的“炎黄春秋”和“共识网”被当作“杂音”来封杀。
现状为左派势力营造有利条件
六中全会前后推出的反腐系列电视节目中，“大老虎”贪官们一致认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本原因是信念的动摇。六中全会提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反腐，整党和党建是中共领袖的本分；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为了挽救党而不得不为之。但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也为左派势力营造了有利条件，使其底气十足。2016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自发的纪念（怀念）活动全国各地都有，连人民大会堂都有纪念演出。各种文革式的语言和活动形式沉渣泛起，如歌曲“东方又红”，和几年前的“薄熙来之歌”如出一辙。对任志强的围剿被称为“十日文革”，是因为其方法方式和语言口号都是文革式的。
除了这个根本制度的原因外，中国的惯性左转的原因还有几条：其一，此届和下一届政治局常委们都是毛泽东时代孕育出来的。他们对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传统和理想主义是有感情的；对老制度的运作方式也是驾轻就熟，可以说渗透了他们的血液。
其二，中国的社会状况堪忧。贫富分化，腐败，特权，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道德底线的频频失守所引起的不满，已大大超过了文革前夕的状况。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现有体制，为其发泄准备了现成的理由和渠道。
其三，老百姓期盼“青天大老爷”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领袖人物在其中如鱼得水。其四，一党执政须从选举之外寻求合法性；在经济放缓、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收效最快，因而对当权者有强大的诱惑力。最后，在这个贫富悬殊，贪腐泛滥，物欲横流的世道上，民心中的道德制高点往往在左边，不在右边。左派多得民心，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因此，中国左转的条件是全面的。从政治制度到领导人的教养、社会和工作经验，从群众基础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一应俱全。左是防不胜防的。前总理温家宝在他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警告说，如不改变权力过度集中的状况，文革悲剧就有可能重演。
薄熙来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造就这么一个庞大的事业，就是因为在集权体制下，他一个人就可以调动庞大的资源。当权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这个使他们的权利最大化的体制。贫穷大众对抽象的民主自由没有直接的兴趣，他们要的是现实的利益。
在现有的体制下，左派比右派能够更快，更直接地回应他们的要求，因此领导人都会受到左的民粹主义的诱惑，尽管长远来看这是饮鸩止渴。邓公明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