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难以理解的是在很多领域，意识形态化仍然远远落后于执政党的改革实践，例如法治领域。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法治建设目标，并就司法的相对独立做了诸多制度层面的努力，包括建设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专业主义、领导干部司法终身责任制等。近来建设国家监察委的制度设计也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不过，这些努力仍然没有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

更为严重的是自身意识形态建设的缺失。很显然，不能把“反”西方意识形态和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等同起来。如果不能确立自身的意识形态，不管怎样“反”西方意识形态，自己最终仍然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

说今天意识形态缺失，并不是说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作为软力量，意识形态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自觉地接受；第二、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第三、不仅自己接受，也传播给他人。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有关部门动用了巨大的政治和行政力量来施加意识形态，但效果很差。简单地说，意识形态并不具备“软力量”的这些特征。

这里的问题便是如何塑造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笔者一再强调的建设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之所在。对执政党内部来说，用组织的方式来统一行动，要比统一思想来得容易。内部统一行动比较容易，因为行动可以为利益所诱导。如果把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要确立对全社会都有效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考虑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分开来。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领导层必须具有更加先进严格的意识形态，就如在国家法律之上还需要党内纪律一样。但如果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来等同或取代国家意识形态，很难说社会治理会是有效的。

对国家意识形态来说，人们须回答很多问题：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民主，那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民主？如果不要西方式的宪政，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宪政？如果不要西方式的市民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市民社会？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权利观，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权利观？民主、人权和宪政所有这些都是现在社会治理所需要的。

人们须剥开表述为意识形态的这些概念，看到其背后的实质。说到底，这些都是人的需要。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有需要，只是需求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罢了。在全球化时代，人的需求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人们所需要做的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需要和权利，而非简单地否定这些需要。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说别人病了，并不能证明自己是健康的。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是一样的。今天西方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过，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样的，中国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很难通过抱怨和反西方得到解决。

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大家都要通过各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学习借鉴则更有效。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的要务是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地位，预防西方的政治干预。但如果这个要务演变成为简单的“逢西必反”，只会走到事物的反面，而阻碍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