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本月初在香港《明报》撰文，其中提到北京对香港建制派有更高要求，绝非要打造“橡皮图章”或“忠诚废物”。
结果，一句“忠诚废物”，引发了香港建制阵营的不满。
建制派元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随后指责田飞龙的这番言论，认为“忠诚废物”说法无礼，具有侮辱性，令人反感，并回击可能有人会觉得田飞龙是“废柴学者”（粤语，意即废物学者）。
“忠诚废物”和“废柴学者”之争一时甚嚣尘上，背后反映出香港治理的困境。
建制派对号入座“忠臣废物”？
其实，把“忠诚废物”标签贴到香港建制派身上，并非田飞龙首创，正如《明报》一篇社评所说，香港建制派多年来被视为一个既得利益大联盟，政治能力不足，在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难当大任。
这也是建制派常被民主派批评“只会举手表忠”，却毫无实际建树的原因。
不仅是民主派，由北京委任治港的香港特区政府高层，也曾对建制派的政治能量表达过不满。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忆述，林郑月娥2017年当选特首后，就曾批评建制派政党多年来未能为政府培养人才。
香港回归这么多年来，不是没有建制派政党人士出任港府高官，林郑的言下之意，其实就是对他们的表现不满意。
另一方面，田飞龙的“忠诚废物”说，肯定也不是他口无遮拦，不少分析指出他是在北京授意下放风，表达对香港建制派的不满。
有新香港人（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新移民）背景的香港紫荆党其中一名创办人黄秋智上周受访时直言，建制派没有如实向北京反映民意，需要为2019年中爆发的反修例运动承担部分责任，而建制派也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大败。
黄秋智还说，现在有建制派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充当表面反对派，但这些行为对香港管治与发展“不是很中用”。他坦言，北京不会直接“fire（开除）”建制派的不中用者，因为他们都有其他贡献，那要降低他们的影响，就只能通过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沟淡”（粤语，意即冲淡、弱化）建制派在议会里的组成成分。
不管黄秋智所说的是否属实，香港建制派有忠诚但能力不足的问题已开始引起北京关注，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废柴学者”应挺身而出？
香港建制派可能已被反对阵营私下骂过无数次的“忠诚废物”，但这次给一名大陆学者直接公开点出来却是头一次，可以想象，这对从政30年的建制派元老叶国谦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就有了“废柴学者”的回击。
叶国谦说，有不满可严厉批评，但身为学者不应该用这种（忠诚废物）字眼，否则也可能会有人质疑他是“废柴学者”。
他也指出，很多大陆学者不明白香港立法会存在的问题，纵使建制派在议会占多数，也不代表可以任意而为，因为社会的反应会很大。
旅美历史学者黎蜗藤今天在《明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大陆学者在香港治理问题上，确实也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文章分析说，“学者”身份在香港多少带有一些光环。在大众认知中，学者有丰富的学识，有严密的分析推理论证能力，还有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通常，与官员和政客相比，学者的说辞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遗憾的是，挺身而出的大陆学者十分稀罕。文章指出，由于香港传统教育过于关注“微观”议题，熟悉“宏观”议题的香港本土“正能量”学者本来就较少，这就更需要大陆专攻香港研究的“正能量”学者“南下驰援”。
文章还暗指，“如果有学者自己不帮忙，又‘高高在上’地‘指指点点’，被一时激愤地指摘为‘废柴学者’似也无可厚非。”
“废物论”反映出北京治理香港的困境？
本月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进一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这也引起了“如果爱国者没有能力治港怎么办”的讨论，而这个讨论议题的设置就像是针对建制派量身定做的一样。
香港前官员张炳良认为，北京提出“爱国者治港”可以理解，考虑的是如何尽量提高管治、政治安全系数，但问题是爱国者未必有管治能力，“爱国的人可以很多，但不等于每个人都有能力去管治，支持民主的人很多，亦不等于所有支持民主的人可以管治好一个地方一样”。
中国问题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本月初受访时也说，能不能实现“爱国者治港”，还是需要有能力的爱国者治理。这些人要懂香港，也要懂北京的政策，而现在正是缺少这样的人。
事实上，田飞龙在文章里已经表明，北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田飞龙指出，2021年将以“爱国者治港”为主轴的香港新选举法，一方面对香港建制派提供更多席位，一方面对他们的要求也升级，尤其是对“坚定的爱国者”的升级要求。这个“升级”显然是和建制派的“能力”有关。
香港资深大律师、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也说，“废物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它的背后要点是不能假设爱国者治港便能确保特区会有良好管治。坚持爱国爱港者治港是对的，是必须的；但单是从建制派的圈子里寻求人才，明显是不足够的。
汤家骅还说，擅长地区工作及搞选举的建制派，限于知识结构和专长有异，本身就不熟悉一些议题。不少人除了表忠诚、喊口号、照本宣科、“当复读机”外，确实难以给出“接地气”的有力论述。
但问题是，如果跳出建制派这个圈子去寻找治港贤士，又如何能让北京放心这些人是“坚定的爱国者”呢？
“废柴论”能否为香港的治理另辟蹊径？
如黎蜗藤在前述文章中所说，大陆研究香港的学者并不少，相信有真才实学的也很多。他们帮助中央为制定对港政策出谋划策，在大陆进行宣传，也会不时到港为建制派和爱国爱港人士宣讲政策。
然而，在作者看来，亲身面向香港市民进行讲解在现阶段更为重要，它能更直接的在香港争夺话语权。
文章说，即使大陆学者中的泰山北斗、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不能亲自上场，但很多有能力的大陆年轻学者则完全可以放下身段“客场作战”，面对面地争夺话语权。
说不定，这倒是北京可以考虑的另一种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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