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投票结果上周初公布，在反修例骚乱和《香港国安法》迅速立法的背景下，“抗争求变”心态一如所料主导了选情，坚持勇武，而实际上主张自决、港独的抗争派代表得票率高于传统泛民参选人。疫情反弹之下，仍有约61万人投票，让原先预期只有17万人的主办者感到亢奋，问题是这种亢奋并不健康，初选就是同一群人中选出自己希望见到的参选人，结果只能反映香港政治的对立性和分裂状况。从理性和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操作不可能符合香港长远利益，更无法达到抗争派希望做到的“光复”和“革命”。

民主派去年底在投票人数创纪录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令其对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底气充足，既然如此，为什么初选主办者之前预期投票人数如此低？原因很简单，《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抗争代价变大，侥幸心理骤降，参与暴力示威人数大减，连泛民议员都“识趣”地减少了抗争姿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许多市民希望社会尽快恢复平静，预期投票人数相应减少也就不足为奇。可是，为什么投票人数最终又比预期中增加这么多？普遍判断认为《香港国安法》激发许多年轻人的不满，加上政府指摘初选违反《国安法》，让年轻人不服，既然“不敢”上街“抗争”，转而用风险不大的投票延续“抗争”精神。

当然，没有人知道真正原因所在，但综合各种分析，抗争成本的计算始终是主要考量。然而，让抗争派获得“35＋”，通过“瘫痪”议会继续抗争，就真的没有成本吗？

初选是否违法的讨论重点不在于投票行为，而是抗争派把它与民主派在获得立法会大多数议席之后“瘫痪”政府捆绑，这才是初选有可能违法之所在。投票否决议案是立法会的权利， 但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否决权作政治武器“阻碍”政府运作，就可能触犯《国安法》。2015年立法会否决政制改革议案，没有人认为它是违法的，但如今抗争派表明要藉否决《财政预算案》来胁持政府，实现“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就是另一回事。

与瘫痪政府捆绑　抗争派作茧自缚

在西方选举中，竞逐议会大多数席位是想获得制订或影响政策的权力，而不是为了“瘫痪”政府，如果有政党这样做，恐怕无法获得选民支持。那么，为什么香港的抗争派会如此要求？简单而言，街头抗争无以为继，他们参选并宣称要进行议会抗争，美其名是延续，实际上是一种寻找下台阶的手段。明眼人都知道，议会抗争同样只是泥浆战，最后的结果与街头抗争一样，只有破坏，解决不了问题，而“抗争者”只会赌上自己所剩无几的政治话语权与毁掉自己的参政前程。

非常不幸，协调初选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竟然形容这次初选是香港人再次创造奇迹。更令人不齿的是，初选过后搞手一一高调退出，明言“不会冒法律风险”，戴耀廷也说自己要专注于学术研究。如果他们认为泛民初选及参选者提出的政纲并不违法，为什么要急于切割？相反，如果他们认为初选有法律风险，是否应该将风险告诉参选人和市民，包括告诉他们“瘫痪”议会的法律风险何在，而在选举中提出类似建议亦可能会被检控。

戴耀廷的行为清楚说明他没有站在缺乏从政经验的年轻人角度思考，漠视他们易在情绪驱动下冲动行事，罔顾风险。他也许依然沉迷于发动“佔中”后的政治喝彩声中，完全投入“政治啟蒙”的自我设定，无视所谓“抗争”早已荒腔走板，而一大批被引导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正承受着沉重代价。论政参政不是写论文，不能脱离现实，更不能诉诸煽动对抗的政棍行径。这几年在政治蛊惑下遭误导牺牲的年轻人还不够多吗？难道囚于牢狱的梁天琦是自作自受，自我逃亡的黄台仰是“出国游历”？

盲目沉溺于对抗　换来更强反制力

更重要的是，政治现实下“瘫痪”议会的操作根本不可能成功。港府和中央早就对议会“揽炒”表明底线，认定这样做违背“一国两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港澳办和中联办在初选后分别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初选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舆论普遍认为当局会在9月正式投票前DQ抗争派参选人，情况就像去年区议会选举拒绝让主张自决、港独的政客入闸一样。

大陆官媒曾以“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批驳以为可藉着“揽炒”迫使中央退让的抗争构想。抗争派是否要孤注一掷，来一场毫无胜算的政治博弈？毫不客气地说，抗争派根本解决不了香港的问题—反修例骚乱充分证明盲目的政治对抗无助社会达成共识，反而制造更多混乱，结果就是中央强力干预，包括通过实施《香港国安法》来恢复社会秩序。

可以想像，若继反修例骚乱之后，议会也出现“揽炒”，势必招致中央再次出手。抗争派受对抗心态支配，这预示他们在议会内不会专心议政，后果必然是被严肃处理。即使他们议席过半，可以否决《财政预算案》，但若以为这就足以“瘫痪”政府，实属妙想天开。中央藉《香港国安法》已可改写政治形势，试问抗争派还有什么能力测试中央底线？真要逼得中央通过解释《基本法》填补某些法例漏洞，甚至直接修改《基本法》，最终代价难道不是要抗争派自己承担？事实上，中央理顺依法治国的权力后，释法修法的门槛都已不会太高。

现在回想，抗争派得以在社会成为一股势力，除了因港府和建制派无作为，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一部份人默许、纵容的结果。还记得在反修例骚乱中，许多“和理非”市民拒绝与暴力割席，变相为激进示威者壮胆，令香港陷入回归以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中。如今，抗争由街头转入议会，市民再度面临选择：究竟香港需要一批沉溺于政治对抗而无法自拔的抗争派，抑或需要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寻找空间、愿意理性论政、必要时作出妥协的议员？明知议会“揽炒”只是蚍蜉撼树，我们为什么不选择一条务实可行的路？如果以为自己没有任何损失，可以玩一把，那就大错特错。

民主派抉择时刻　回归理性寻出路

以勇武、自决、港独为主轴的抗争派得以抬头，也是传统泛民无能所致。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传统泛民在近年激进思潮冒起后进退失据，看不清政治形势，以为香港必须通过暴力才能改变，但自己又不敢走上前线，只能为暴力辩护，沦落为抗争派的啦啦队。可惜的是，泛民至今仍未觉醒，欠缺勇气向以抗争派为代表的冒险主义者说不。民主派初选中一大焦点人物为民主党的黄碧云，她因被指去年7月1日与破坏立法会的勇武派切割而遭抗争派狙击，其中谁是谁非一目了然，但她非但未能据理力争，在初选落败后，居然以“民主派没有分裂的条件”为由退出正式选举，甚至寄望“新世代能回应时代的怒吼”。看来她认为勇武、自决、港独已成为民主派的主流，如此随波逐流，落败可谓咎由自取。

我们从不讳言，当前的激进抗争绝不该成为民主派的斗争方式，更不会是香港的出路，在中央坚持“一国”的底线面前，鼓吹勇武、自决、港独的极端思想只有死路一条。传统泛民必须选择：究竟是要迎合民粹、牺牲民主，为虚幻的“抗争路线”加持，抑或重回理性沟通。香港正处于需要深思熟虑思考前路的关键时刻，对民主派而言，这亦是其能否继续发展的重大考验。

当然，真正要做选择的从来都是香港人。以前的民主派代表香港的大多数，他们的诉求从来是建立在理性辩论、沟通妥协之上。一旦以勇武、自决、港独为主轴的抗争派成为主流，香港将会被政治暴力所劫持。反修例骚乱以来，“揽炒”成为一句宣洩不满的口号，很少示威者能够像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那样，认清“揽炒”的虚幻性，可惜他的觉醒为时已晚。《香港01》多次指出，无论街头“揽炒”抑或议会“揽炒”，伤不到大陆分毫之余，反而招致中央强力反击，最终只会是“自炒”，葬送香港的根本利益。人总会有负面情绪，宣洩一下未尝不可，但如果发酵至干扰政府和立法会运作，直接挑战“一国”底线，那不仅要付出政治代价，更要面对法律惩处。

最近香港疫情反弹，许多人赫然意识到原来平稳局面可以在剎那间失去，这个道理何尝不能应用在政治上？香港人经历了持续半年的反修例骚乱，不无讽刺地在疫情冲击下意识到生活还是要继续，好不容易获得一刻喘息空间。我们究竟要巩固它、专注于彻底的改革，还是要“重启抗争”、坐视不理性的议会乱局再现？孤注一掷的人或许会选择支持抗争派，愿意“置诸死地而后生”，但如果事实上只有“死地”而没有“后生”，这又是否大家所希望参与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