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楠：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主要因为中国内地金融开放的缓慢；香港最大的作用，正在于弥补内地所不能。

为什么香港难以替代？

一种说法是，中国永远都不会搞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香港的地位不可或缺。这种说法有些含糊，因为经济活动很难用姓社姓资来区分。比如说，贸易活动姓社还是姓资？香港过去承担的贸易中心功能，很大一部分已经移到了内地。香港目前的金融中心功能，很难说日后不能移到内地。

另一种说法是香港采用的是普通法，仿佛不采用普通法就不能建成金融中心，但中国境内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就规模而言，交易量早就远远超过香港。对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而言，关键是能不能赚钱，而不是普通法或是大陆法。事实上，施行普通法的司法体系，殖民地历史留下的英语传统，相对较低的薪俸税率, 以及发达的服务业带来的生活品质，对于香港成为金融中心都有帮助，但都不是必须的。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主要源于内地金融开放的缓慢。十年前笔者刚来香港工作的时候，就不断听到有人预测，上海将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这一点在过去十年中并未发生，而且越来越少听到这样的预测。原因只有一个，内地的金融开放相对缓慢，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都很困难。

不要误会，内地金融开放的缓慢，其实是相对审慎的做法。试想，如果A股有很高的外资占比，那么2015年即使有国家队，在股灾中也很难托住市场。如果资本账户已经开放，那么外储从高点下来一定不止1万亿。如果外资银行大批进入中国，未来债务危机的风险肯定将大增。可以使用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同时在香港和内地之间树立资金防火墙，是中国几十年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居功至伟，而且难以替代。当然，成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也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以港交所为例，其股价在过去20年中上涨了75倍，市值从2000年的86亿港币上升到接近4000亿港币。

从历史来看，香港最大的作用，正在于可以弥补内地所不能。冷战时期，香港是当时的红色中国同西方世界交流最主要的通道。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香港作为中国的贸易中心，其港口一度成为全球最繁忙的的货柜码头。上世纪初开始，大量中资公司开始赴港上市，香港又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最重要的地点。去年阿里巴巴在香港的上市，依然是当年全球最大的IPO。接下来几年，大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可能将转到香港上市。可以预见，香港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大国角力下将愈加重要。

香港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的角色，主要取决于内地能不能做。一旦内地能够做了，香港的作用就会逐渐下降。比如随着内地港口的建设，香港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就在降低。20年前香港还是世界第一大港，但去年香港的货柜吞吐量，在中国都已经排不上前五。随着内地同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越来越多，香港作为中间人的地位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在今年5月，香港著名的贸易中间商利丰行就在过去10年市值暴跌98%后，宣布退市。

这既是香港的机遇，也是香港的宿命。机遇在于，香港面朝发达的海洋世界，背靠巨大的中国市场，沟通内外，商机无限。而宿命在于，在内地的追赶下，香港的领先优势往往很难维持太久，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所以这个小小的城市，需要不断的进行转型。有些年纪大一点的人，一生往往做过好几份完全不同的工作，一生就是一部狮子山下的奋斗史，让人不得不佩服。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现代版

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如果说存在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政府采取非常保守的财政原则，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先天不足。香港和内地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导致香港完全无法发展制造业。年轻人如果不能进入像金融、医疗、法律这样高端服务业，就只能进入一些相对低端的服务业，导致技能和收入长期不能提高。而高端服务业所需要的教育门槛往往很高，但优质教育背后比拼的主要就是父母的财力和关系。所以在香港阶层固化的问题非常严重，一个人要突破自身的阶层极其困难。

高端服务业比如法律和金融，其中回报比较高的职位通常是全球招聘的，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竞争的激烈。20多年前，笔者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曾在一家港资公司实习。当时确实觉得来自香港的同龄人，在英语和国际视野上，要超过内地一流大学的学生。但今天的内地学生在这些方面早已迎头赶上，再加上对内地与生俱来的了解，在金融和法律领域的就业竞争力越来越强。去年香港会考的12名状元，有10名选择学医，很大原因就在于和金融与法律相比，医生就业所面对的外来竞争稍微少一些。

高房价下的财富分配

香港最残酷的还不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是高房价下的财富分配问题。众所周知，香港房价全球最难负担，楼价中位数为704万港币，以家庭收入中位数计，一个家庭需要21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高房价带来的，就是巨大的财富分配问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双重压力下，在如此富裕的一个现代都市，却很容易感受年轻人在经济上看不到出路的绝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