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

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全面封城满月，围绕‘清零’与‘共存’的争论正在中国社会造成多年未有的撕裂。尖锐的矛盾是科学之争还是价值观之争？中共二十大前‘清零派’和‘共存派’的对立，会否成为中国政治‘黑天鹅’？

杨丹旭

yangdx@sph.com.sg

“你们俩有本事‘清零’了，我对着14亿人割腕谢罪。”

4月中旬，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原副院长缪晓辉在社交媒体发文，言辞激烈地对中国防疫专家梁万年和吴尊友“下战书”。

梁万年是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吴尊友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上海疫情暴发后，两人频繁代表官方发声，为“动态清零”辩护。

中国经济重镇上海全面封城满月，往日熙攘的城市依旧停摆，异常安静；而网络的虚拟世界却在同时间里喧嚣不已，“清零派”与“共存派”唇枪舌剑，充满火药味。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到底是清零还是共存，已经成为当前分裂中国公众情绪的最大事件之一。”

与官方统一阵线的“清零派”强调，中国应该延续过去两年有效控制疫情的手段，尽快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严格的封控和集中隔离消灭病毒。

他们也把上海疫情大规模扩散，归咎于地方政府冒然“抢跑”。一些评论甚至上升到上海被“躺平派”渗透，“要搞分裂、做买办、要与西方勾结”。

中国卫健委主任马晓伟4月18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头版发文提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当前一些所谓的“病毒共存”等错误思想和“病毒流感化”等错误论调。

“共存派”则认为，冠病病毒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已是既定事实，共存不可避免，应该趁奥密克戎变种毒株造成的重症率和死亡率降低，减少社会管控、主动开放国门。他们也反对官方在病毒特征变化的情况下，仍机械地照搬封控的老办法，甚至还层层加码。上海律师斯伟江在微信发表一篇文章反驳吴尊友：“病毒变了，政策却没变，无疑是刻舟求剑。”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4月初在英文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委婉提醒“动态清零”不适合处理新的变种病毒，提出中国需要重新开放，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正常化，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

许多“共存派”也呼吁，以务实的态度在困难中摸着石头过河，不执着于意识形态化，更不要让政治凌驾于科学。

何为科学抗疫？

如何处理疫情才是科学，正是“清零派”和“共存派”最大的分歧之一。

缪晓辉认为，上海抗疫造成的次生灾害已远超奥密克戎自身的伤害；感染者中死亡人数会增加，但不会超过千分之一。他因此呼吁，抗疫必须对科学、民生、政治、经济和国际影响通盘考虑，“没有科学，何谈民生？”

截至4月26日，上海此轮疫情累计感染53万3000人，累计死亡238人，病死率0.045％。

支持清零者的观点则截然不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按照中国的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一旦放松疫情管控，会面临病毒广泛传播、重症和死亡数量巨大的后果。他也指，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传播隐秘性更强、病死率比流感更高，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如果“躺平”，疫情对这类脆弱人群就是一场灾难。

张伯礼问道，如果完全开放，重症患者大量出现，又该需要多少医疗资源才能应对？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经济发展、社会交流该如何进行也是难以想象，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是否会被感染，生活又如何才能安心？

他因此认为，“动态清零”是以极小的成本来获取疫情防控最大的效益。

上海乱象催化矛盾

“动态清零”的成本，恰恰也是反对者的核心立场。

反对者们强调，中国社会并非看不到过去两年“清零”政策的红利，也没有天然的“共存派”。不过，筑立铜墙铁壁严防死守，已让社会感到疲倦，动辄封城的做法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民生代价。

这一轮上海疫情后，国内物流严重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重创，更让人们开始怀疑，“动态清零”是否还可行，要不要重新看待破釜沉舟的必要性和代价？

上海市民朱茜（化名，36岁，银行职员）受访时说，她并不反对“清零”，也担心家里的老人感染，但亲身经历断粮的焦虑，看到上海封城后的各种悲剧，她感到越来越困惑。“说好的四天，变成日复一日，一个月过去都看不到尽头，是个人都会受不了。”

学者指出，且不说清零政策下，个人隐私被侵蚀，此次上海封城中，最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也大规模缺失。

王江雨说：“每个人被关在家里，失去了自由，计划经济和分配代替了市场，但政府无法保障每个人最低层次的需求，很多人就会想，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上海的挣扎，也催化了全中国社会对于“清零”还是“共存”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研究员夏尔（James Char）受访时说，上海封城期间，网民发布的各种信息表明，越来越多中国人难以继续承受清零政策的社会经济代价和个人痛苦。“如果有着优越资源和社会经济基础的上海，尚且无法顺利实施清零，这个政策在全国其他地区可能更难实施。”

王江雨也观察到，很多人因为中国过去数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支持体制，但这当中的一部分人如今也在疫情下切身受到伤害，开始颇有怨言。他说：“大量次生灾害，已经导致正当性流失……如果不进行灵活调整，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清零是抗疫与政治包袱

“清零派”和“共存派”的激烈争论，反映出中国应对冠病疫情的困境，而过去抗疫的成功此时也成为中国的包袱。

疫情暴发初期，中国高层拿出巨大政治勇气，对人口超过1100万的武汉采取封城。这种对付流行病的古老手段，让中国迅速走出疫情，恢复生产生活，但也产生了对“动态清零”的路径依赖。

“清零”换来两年窗口期，中国的医疗资源、疫苗接种水平，并没有积极为“共存”做准备。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以及集体主义、舍小为大的社会价值观，让中国得以有效实施清零措施。

另一方面，庞大的国内市场支撑下，中国也没有太大动力探索“共存”，尽快打开国门与世界连接。

有分析指出，由于早前成功阻断疫情，中国有大量没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口。在上海，截至4月15日，全市60岁及以上人群，仅62％完成全程接种，接种完加强针的仅38％，这让高层不敢轻易放弃“清零”。

中国舆论环境缺乏允许充分讨论的空间，加上主流媒体对“共存”危害性的一边倒渲染，中国民间也没有为此做好心理建设。

清零政策成为制度优势

此外，疫情暴发正值中国与西方矛盾激化，防疫抗疫演变为中美交锋前线。防疫早已不是公共卫生问题，成了东西方治理体制的较量。

抗疫成果被中国官方奉为制度优越的有力佐证。2020年9月举行的抗击冠病疫情表彰大会上，中国官方在讲话中以大篇幅，高度肯定中共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抗疫中发挥的作用。

他称，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共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

中国官媒在过去两年，频频渲染西方国家在疫情下的混乱，以此烘托中国在清零下的井然有序，大大地鼓舞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与自豪感。反之，“共存”是刺耳的字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这种防疫模式，被视为是对生命的漠视。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过去的成功本身就被政治化……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很难下来，要调整会涉及到面子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抗疫路径意识形态化后，具体的措施就很难调转方向。例如在疫苗问题上，尽管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更具效力，中国迟迟没有进口辉瑞、莫德纳等mRNA疫苗。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受访时分析，如果中国领导人深信美国和西方世界是敌对外国势力，目的是推翻中国的制度，“要引进外国疫苗、接受外国的援助是不可想象的”。

分析：抗疫成就将写入二十大报告

一名北京观察人士向《联合早报》指出，抗疫成就会被写入二十大报告的概率大，在此之前，官方必然会坚持“动态清零”，绝不会允许疫情失控，更别说迈向“共存”。“若这时候走向‘共存’，等于宣告抗疫失败。”

不过，观察人士也普遍认为，政策转向也并非不可能，中国未必会“一条道上走到黑”。

有经济学者指出，抗疫是政治任务，经济同样是政治任务，中国仍希望国内生产总值（GDP）赶超美国，高昂的经济代价最终会逼迫中国调整路线。但和武汉封城一样，要这么做同样需要巨大的政治决断。

王江雨说：“中国自上而下的体制，最大的特征就是高效，一旦高层转变观念，执行起来将是雷厉风行。但是如果最高层没有转变观念，整个国家的方向也不会转变。”

学者： 社会撕裂不会成为政治“黑天鹅”

从2月下旬俄乌战争爆发后，舆论场上“挺俄派”和“挺乌派”的对立，到新一轮冠病疫情引发的激辩，今年以来中国社会不断在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无法形成一套整个社会都能接受的价值观，来凝聚社会共识。

在最需要稳定的政治大年里，这样的撕裂显然不是中国高层所乐见的。不过学者认为，只要上层政治稳定，当前的分裂和对立，都不至于引发严重动荡，成为政治“黑天鹅”。

他分析，假设有人认为中共内部会因防疫路线形成反对势力，或认为二十大会出现权力斗争，“那只是老经验，或者只是一厢情愿”。

他相信，“党内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斗争，如果硬要说有分歧，顶多只是工作上的协调”。

他说，清零政策虽造成巨大社会经济成本，中国也在俄乌冲突上出现外交失误，“但目前没有挑战者可能打乱中国官方在二十大后连任的计划”。

在经济贸易上与世界逐渐脱钩

相较而言，一些学者更担忧的是，中国在疫情下形成“孤岛”，从经济和贸易上逐步与世界脱钩。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说，过去几年，尤其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让人们反思，是否要继续到中国投资、与中国做生意，“封锁防疫对外资的影响，在香港已经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冠病大流行几乎成为脱钩的一种隐喻，“逼得中国变得更孤立”。

尽管社会的不满情绪在积累，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仍选择服从于现实。

在上海开美容院的顾先生（45岁）说，疫情对他的生意打击是“毁灭性的”。美容院从3月12日起被迫停业至今，即便上海近期解封，生意什么时候能走出低谷还是未知。

这名小商家谈到自己的生意时满腹苦水，但对于防疫路线则不愿多加评论。他说：“这些都是国家决定的，我只能跟着政策走……游戏规则定下来后，我能做的是把自己的风险规避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