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应对本轮疫情 上海做错了什么?

时间:2022-04-06 07:4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中国聚焦

早点

京腔新韵

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从半封城到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已超过一个星期,当地疫情仍在急速恶化。

上海前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68例、无症状感染者1万3086例。3月以来,上海这波疫情已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超过7万3000例。

这是武汉疫情平息后,中国抗疫面对的最大挑战。各地紧急驰援上海、解放军出动支援,两年多前在武汉上演的一幕幕在上海重演,而此次上海疫情的严峻程度,可能不亚于当时的武汉。

破防后的上海乱象纷呈,惹得民怨四起,封控区物资短缺、非冠病的急诊病患和慢性病患求医无门、年幼儿童与父母亲子分离,当地政府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上海的指责声不绝于耳,一些舆论认为,上海官方最初频频释放“不封城”信号,后来以黄浦江为界隔江分治,最后进入全域静态管理,为了面子“玩文字游戏”。相较之下,几乎与上海同时暴发疫情的深圳果断采取严厉措施,快速控制住了疫情。

有舆论也认为,上海疫情大暴发前,曾敲响过多轮警钟,入境人员隔离酒店华亭宾馆破口、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因疫情引发医护冲突,这些看似只是个案,背后其实早已埋下风险的种子。疫情暴发后,上海未及时控制人员离沪,导致疫情外溢到周边省市,也被指“不负责任”。

上海疫情蔓延的势头出乎很多人意料,当地医疗体系的捉襟见肘以及基层的荒腔走板,更让很多人深感意外,毕竟上海是中国财力最雄厚、医疗资源最丰富、基层管理最精细化的城市,而上海此前的防疫工作也做得可圈可点。

应对本轮疫情,上海确实存在失误。官方也承认,对奥密克戎毒株认识不足、对感染者大幅增加的情况准备不充分;一些防控措施执行不到位,封控地区民众生活保障不够周到。

但上海的失守也有一些客观原因。疫情暴发两年多来,处在对外开放前沿的上海在“外防输入”上面对的压力,比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大。

据第一财经统计,到今年2月,上海浦东机场的入境航班量已占中国入境航班总量的超过40%。奥密克戎毒株出现后,外防输入的压力骤升,仅在今年首两个月,上海的境外输入病例就达到1243例,相当于上海去年全年境外输入病例的八成。

上海一直设法“精准防控”,发生局部疫情后,不轻易封控或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尽可能把防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动辄封城的防疫最简单粗暴,也能最大程度降低疫情扩散风险,但作为有2500万人口的中国经济重镇,“一刀切”要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并不是普通城市所能比的。相信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上海在本轮疫情暴发初期,一直避免采取严厉封控措施,而这个做法被一些舆论归结为过于盲目自大和掉以轻心。

平心而论,上海在平衡“动态清零”,以及最大限度减少防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上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这并不是自行探索“共存”,也不该被视为不配合全国节奏任性“抢跑”。外界其实也一直期望,上海能探索出一个能被更多中国城市效仿的平衡模式。若能成功闯出这条路,对中国迈向更可持续的抗疫将发挥积极作用。只不过在奥密克戎的重击下,这轮探索遗憾地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不应该否定探索的努力,如果因此放弃探索,不就成了另一种“躺平”?

在疫情猛烈冲击下,现在并不是继续探索的好时机,因为当前上海的防疫已不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尤其是中共二十大今年下半年召开在即,稳字当头是最优先的政治任务。尽早控制住上海疫情、防止外溢,减少因此引发的民怨和社会不稳定,相信也是高层派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前往上海的主要原因。孙春兰带着“尚方宝剑”到上海督战,也显示高层对上海此前的防疫工作已不再充分信任,决定强力介入干预。

作为中国政治高地,上海党政“一把手”的仕途向来被看好,而这场疫情肯定也会让当地的主政官员陷入被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前,上海在5月8日至12日召开地方党代会;如果按照同样的时间表,距离为二十大铺路的上海地方党代会仅剩下一个月时间,一旦疫情迟迟无法控制,上海领导班子换届的节奏很可能被打乱。

这场疫情是中国防疫探索路上的一次挫折,也是上海主政官员政治路上的一场大考。这道坎能不能迈过去,这场大考能不能过关,未来几个星期将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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