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突搜

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除了触发香港建制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不时在街头爆发肢体冲突，双方在舆论阵地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交锋。身兼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过去两年由于勇于发声，逐渐受到港人关注和北京官方重用。

然而，这位建制派的“战狼”学者近日却在香港社会引起颇大争议。事缘香港将于下月19日举行新一届立法会选举，田飞龙日前在港媒撰文，声言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不应该只衡量地区直选，也要覆盖功能和选委会两大界别，届时“总和投票率”有可能超过四成云云。

田飞龙的文章见报后，随即在香港网络上惹来一股铺天盖地的嘲笑。除了泛民，建制派一些头面政治人物连日来也先后开腔批评他歪理连篇，如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直斥田飞龙的建议涉嫌“夸大”投票率。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更不点名批评田飞龙“差不多去到无聊（点）”。

事实上，北京今年在香港实施新的选举制度后，外界普遍认定本届立法会投票率将会极低。田飞龙在此之际突然提议改变投票率的计算方法，显然是有意为官方“提高”投票率出谋献策。但客观上，他的言论反而“帮倒忙”，予人觉得北京为了投票率，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近些年来，全球信息爆炸，人与人、人与信息的接触，更多通过媒介来实现，这种连接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媒介的作用。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大部分民众面对纷纭的新闻资讯时，往往依靠一众学者和时事评论员“指点迷津”。这个群体多年来一直对香港社会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舆论界这场话语权争夺战中，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长期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亲西方的学者和时事评论员很轻易就能占据主导角色，社会影响力甚广，间接造成了前年反修例运动的暴发及壮大。

《香港国安法》去年生效后，泛民学者和网络红人一一噤声。他们的“出局”，也为建制派在舆论界上位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批建制派KOL（Key Opinion Leader，即关键意见领袖）以至中国大陆的香港问题研究学者，在过去一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从过去大半年的表现来看，建制派KOL们虽然积极发声，在社交网络或媒体上“传播正能量”，可效果并不如预期中理想，反而不时闹出笑话。

一个原因是，大众由于受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很多时候不能客观地分析问题，需要学者为他们理性分析和判断问题。换言之，专业性是从事时事评论工作最基本的素质要求。但近年冒起的建制派舆论大V的论述水平，远远不如泛民。

比方说，以往泛民学者谈及某些社会问题时，往往能够简单几句话就把问题说透；而近年冒起的建制派KOL，由于缺乏一定的专业或学术背景，只能基于自身经验的主观判断，另一边厢又喜欢出风头，结果很容易出事。

我就有过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亲身经历：有一位建制派KOL经常在网上宣扬中国好故事。在一次访问中，我认真地问他，既然你说中国好，那你能具体说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别吗？该名KOL顿时语塞。这就是建制派舆论大V论述水平欠佳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说，知识水平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持续提升，香港建制派KOL最大的弱点，或许是和政府走得太近。本来，任何人只要讲道理和讲真话，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香港不少新兴的建制派KOL似乎只喜欢“揣摩上意”，乐于成为国家解释其行为的“工具”，而不顾一些事实的真相，无法在社会上建立公信力。

以田飞龙为例，按照正常人的想法，投票率是指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占选民总人数的比率。可他偏偏异想天开，提出另一个古怪的计算方法，难免令人觉得他为了讨好政府，已沦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工具”。

已经倒闭的香港《苹果日报》，多年前的风月版有两名专栏作者，一个叫肥龙，以介绍寻欢好去处闻名。田飞龙以往曾被港人戏称为“肥龙”，当中不无调侃之意。早些日子，田飞龙因炮轰香港爱国阵营中有“忠诚废物”而爆红。近来不少港人都笑说，用“忠诚废物”一词形容田飞龙本人似乎更加贴切。

无论如何，田飞龙此次失言，正好再次警示香港一众建制派KOL，凡事都要深思熟虑，尤其是面对社交媒体泛滥，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心态，切勿急燥和自大，否则很容易沦为笑话。